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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篇的开头，我提及了货币领域中的芝加哥学派，及芝加哥的教师们在促进这一理论上所起的作用。我想，在本篇的结尾我应该强调一下学生们在使这一理论保持其生命力方面所作的贡献。下面的文章目录就是一个证明。尚未发表的货币方面的学术论文是另一证明。此外，我特别希望对那些参加了我的货币与银行研讨班的学生表示我个人的感谢，本卷就是这一研讨会的第一个得到出版的成果，我特别感激戴维·I·范得，菲利普·书根，加里·贝克尔，戴维·迈泽尔曼，及雷蒙德·泽尔德。他们均在不同阶段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帮助。
我们都将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货币与银行研讨班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这一支持为本书中所提到的某些研究提供了资金，并使之发表成为可能。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7．货币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本文所要涉及的是与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报联系的、一再出现的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种价格波动与货币供给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价格变动与产量方面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济的历史进程充满着大量的价格波动。每当这种波动发生的时候，总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明。一种为所有的波动所共有的解释是：价格的变动反映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尽管货币方面的变动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通货之被损毁到黄金之发现，到货币本位之变动，到纸货币之印刷，到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所进行的存款货币之创造与收缩．另一种解释是通过下列个别事件的某些特殊情况来进行的：收成的好坏；国际贸易的恶化；信心的缺乏；“谋取暴利者”或“垄断者”出售商品的活动，或者雇主力图压低工资的活动，工人或工会使工资提高的活动；等等，各式各样。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核心可能在于：它们通常把价格的波动归因于个别人或集团的、被社会性地错误引导的行为。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尽管这些其它的解释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长期当中或在较大的价格波动中它们的作用很小或者一点也没有，除非当它们影响到了货币供给的时候才可能间接地发挥作用。很明显，要想在本文的篇幅内对这个意见加以详细的论证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一观点加以表述的原因是想说明：我正在将这类解释放到一边，而代之以侧重于运行中的货币力量。
货币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如此频繁且如此全面的探讨，以致于我几乎不能希望在分析水平上增添许多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涉及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尽管它是长期变动及大规模的价格变动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它却常常被放到一边，予以忽视——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人们追求新意的愿望；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的广泛的实证研究将为这一分析结构增添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补充内容所达到的程度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及论证之一是要对这一研究工作的某些广泛发现加以概括①。在第一部分当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长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短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从而完成这一概括。
关于价格问题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价格变动才是社会所希望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对于产量的迅速增长来说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来说，对这一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第三部分给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某些分析与证据。
本文的最后部分给出了某些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含义是由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以及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所给出的。
1．在较长时期内货币存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象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及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联系一样的、以如比多的证据为基础的、涉及到如此广泛的情况的经济现象之中，可能不存在任何实证规律。②据我所知，不存在这种情况：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脱离了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发生。③反之，我也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却不存在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且，关于价格与货币存量一同变动情况的记载已经延续了许多世纪，涉及了地球每一部分上的每一国家，共涉及了许多种类的货币安排。
关于这一统计联系问题可能存在的疑问很少。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影响方向方面的任何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最大的分歧。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不论因何缘故而发生），将导致货币存量的相应上升或下降，从而货币变动成了一个被动的结果。此外，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货币存量的变动产生了价格同方向的变动，从而货币存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的控制。借以观察货币与价格变动之相互关系的各种货币安排，有力地支持了第二种解释，即货币存量的大幅度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大幅度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当然，这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存量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取决于货币安排（可以在任一方向上）。④
这个一般性的证据为许多更为特殊的特征的历史证据所加强。这一更为特殊的特征证明了：货币存量的变动（至少当货币存量相当大的时候），可以对价格产生独立的影响。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于联盟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经历。1864年，“在三年战争之后，在全面破坏及军事失利之后，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失败，这一在减少货币存量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货币改革，却停止不前并转变为长达几个月的价格上涨，且在大部分战争期间里，上涨的比率为月10％
！组织一个管理较好的实验来证明货币供给的重要作用这将是十分困难的。”⑤16世纪新大陆中贵金属的发现，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南非采矿的氰化物处理工艺的发展及黄金的发现，在各种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印刷，包括我们自己的革命战争经历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历等，这些事件的影响都是说明将带来价格上涨的这种货币存量增加的有力证据。19世纪后半期世界许多地方的长期价格下降，是将带来价格下降的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之减少的一个不太有力的例证。
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十分紧密，但毫无疑问，却并不是精确的或机械不变的。两种主要的因素产生了不一致：产量的变动与公众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相对于公众的收入）的变动之间的脱节。
就目前来说，我们将把产量视为独立于货币与价格的变动而决定，而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推迟到第三部分中去讨论。很明显，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矛盾的简化，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中所讨论的这些较长时期及较大规模的变动来说，十分肯定，这一简化既不与事实激烈冲突，也不会造成结论方面的重大失误。
假定在一若干年的期间内货币存量保持不变，但在这同一期间内总产量增加一倍。很明显，人们会期望价格下降——其它方面保持不变——一直下降到大约原有水平的一半。可以说该货币存量所做的“工作”总量增加了一倍，且相同的名义货币数量唯有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才可以进行这一“工作”．大致说来，这正是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879年硬币支付恢复这一期间内美国所发生的情况。1879年的货币存量大致与1865年的货币存量相间——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前者大约比后者高出10％
；而在这一斯间内产量的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增长了一倍以上；批发价格为原有水平的一半。所以，对于价格波动而言，相关的变量是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而不简单地是货币的总存量。
可以使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相脱离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公众愿意保持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