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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又提出了城市重建计划，以期治愈“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并改善穷人所能得到的住房条件。但结果却正象马丁·安德森对他的城市重建调研报告的命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一计划成了一架“联邦推土机”。被推倒的居住单元的数量，大于所建造的居住单元的数量。而建造起来的新单元，大部分是为具有中等或上等收入水平的人提供的。“都市生活的恶劣影响”不过是被转移了，而且，由于将穷人移出“重建的”地区而在别处造成的更高的密集程度，又使得这种恶劣影响更为严重。
在教育方面，专业化、取消种族隔离、使用两种语言、大剂量的联邦援助——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提倡，以期提高教学质量，缓和种族紧张状况与种族歧视。其结果是可以预知的：教育系统成效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至少在北方）实际的种族隔离的加剧。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实行了价格控制，以消除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为年4％至5％。当价格控制于1974年结束时，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2位数字。
卅际商务委员会是于19世纪80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为当时的拉尔夫。纳德家族所提倡的，其目的是要惩治垄断性的铁路，并为铁路顾客谋利益。今天的纳德集团的一个分支，公布了一项关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毁灭性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加强了铁路的垄断势力，后来，又加强了卡车运输方面的垄断势力。交通运换设施的使用者一直享有这样一种令人怀疑的特权，即对较差的服务支付较高的价格。
讲出一种例外的情况。我还需要再继续列举下去吗？我想请我的读者们讲出一种业已实现了为真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所保证的那种结果的政府社会计划。我一再重复使用“善意的、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支持者们”这一词句，是因为他们普遍地一直是那些有着非常清楚的自利动机，并且是常常确实能够实现他们预想的结果的人的愚弄对象——以19世纪90年代的铁路为例。
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的、一再的轻信。我希望有谁能够为我解释一下这一问题。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还没有人给这一业已得到广泛征明的结论赋予一个容易记忆的名称——如……（欢迎提出建议）吗？
（原载《新闻周刊》，1982年）
自由市场与将军
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赞同与支持下，智利对自由市场政策的采用，更加促进了这样一种神话；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政策。
事实却截然相反。智利只是一个例外，而并不是规律。武装部队所实行的是等级制度，它的人事织成渗透着某些人发布命令，而某些人执行命令这样一种传统：它的组织是由上至下的。而自由市场则刚好相反。它是唯意志论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口号是讨价还价，而不是屈从于命令；它的组织是由下至上的。
而其它南美国家中的军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独裁统治，与其在政治须域中的独裁统治完全是同等程度的。弗朗茨将军与希腊的上校们也是如此。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引入自由市场因素以对付经济危机——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在其新经济政策下也曾这样做过，而且近些年来，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然而，据我所知，除智利外，作为一种原则，没有一个国家赞成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奇迹。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通货膨胀从1974年中期的年700％下降到年10％
以下。在经历了困难的过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上升，在1976至1980期间，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8％的速度增长。实际工资与就业迅速提高，而失业下降。在出口补贴取消之后，在关税大幅度地削减到10％的统一税率之后（对大多数汽车所课征的、暂时的较高关税除外），进口与出口迅猛发展。许多国营企业都已实行了非国有化，而且汽车运输业及其它部门都已经实行了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的措施。凭单制度已经在初等及中等教育中得到实施。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险改革已经得到采纳，从而允许人们在参加政府保险体系与由个人为其退休作出准备之间进行选择。
智利还是一个更为令人惊诧的政治奇迹．一个军政府居然会支持极大地削减国家的作用，并用从下自上的控制来取代从上至下的控制这样的改革。
这一政治奇迹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情况的产物．阿连德政权所导致的混乱局面——正是这种混乱局面加速了1973年军管的发生——使得中央经济控制的信誉丧失殆尽。为了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军方制订了一项广泛的自由市场经济计划。这项计划是由一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起草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不是所有的人）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在头两年当中，这些所谓的芝加哥小伙子们参与了该项计划的实施，但他们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降低通货膨胀方面的成效甚小。在多少有些绝望之下，军政府让这些芝加哥小伙子们担负起了主要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杰出的智力及实施能力，与勇于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的胆略及对完成这项计划的献身意识结合在一起了——于是，这一经济奇迹就开始了。
智利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困难——同世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而且已经几乎全部地被成功压倒了的、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反对意见，现在又开始频频出现——既来自军方内部，也来自军方外部。
这一暂时的挫折很可能会得到克服。但是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若军政府不能为民政府所取代，那么，或早或晚——而且可能是或早而不是或晚——经济自由将屈从于军方的独裁性质。
自由。民政府也可能会破坏自由市场——毕竟，当阿连德被军方推翻时，他在智利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然而，下述情况绝不是偶然的：自由市场在19世纪的扩展，伴随着政治自由的不断扩大；而且尽管政治上自由的社会业已朝着集体主义的方向发展，但若不是通过武力，没有哪一个社会会一直走下去的。
我始终强调：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已经认识到，除非伴之以这样的论断。即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这一句概括（虽然是正确的）将是令人误解的。
（原载《新闻周刊》， 1982年）
贿赂的用途
那些有关大公司桌下支付的标题，在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公司贿赂”．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所记载的每一起事件，所涉及的都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订货合同而进行的支付。还从未存在过任何关于私人企业之间的可疑支付的丑闻——尽管的确存在着私人企业的、其它类型的腐败活动，正如在关于英国演员工会融资问题的丑闻中的情形那样。
目前大量涌现的这些事件说明了：某些政府官员（他们毕竟是在耗费人民的钱财），很想利用他们的职位来为个人谋利益；私人企业则很想迁就他们；而那些抵制这种诱惑的企业很可能要失去有利可图的生意。
道德与市场
这种贿赂在私人企业之间是极为罕见的。这很好地说明了私人的贪心如何能够促进道德标准。贿赂的供给，只能来自于销售收入。但那些耗费他们自己的钱财的人们，几乎不可能被来自他们自己的花费所贿赂。那些将他们的钱财的开销事宜委托给代理人的人们，会有着强烈的个人兴趣来搞清楚他们的代理人是真正诚实的、可信的，并对这些代理人的所做所为进行监督。在非个人的大公司中，这种个人兴趣有所淡化，但即使是这样，与庞大的政府中的情况比较起来，仍然要远为有效得多。在一个小村庄里或一座小城镇里，单个居民可能有能力来对他的代理人进行监督；但在大城市里（比国家要小得多），他则无法进行监督。在商业界中，诚实与公正待人是有市场价值的。在政界中，诚实与公正的声誉可能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事实却可能是一种义务。
政府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