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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而对征兵的使用。
征兵所提供的灵活性有其另外一面。它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期当中，在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后方勤务与兵役部可以相当任意地进行。而自愿的方法却为全体公民提供了连续的表决权。利用军队所进行的活动是否顺乎民意，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征兵的顺利进行。这一考虑在某些人（包括我自己）看来，是这种自愿方法的一个好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一种不利之处。
志愿军是一种政治危险吗？
对志愿军物最后一种反对意见是：它将危害政治自由。确实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但它来自于大规模的军队的存在，加之为供给它们所必须的工业综合体的存在，而不是来自于招募新兵的办法。如果世界局势容许我们保留规模较小的军队，那么我们的自由制度毫无疑问会更为安全。但是，以强制的办法（而不是以自由选择的办法）来填充部队，并不会使自由制度更加安全些。
刚刚在希腊策动的军事政变，就是由一支靠征兵而组成的军队进行的．阿根廷最近发生的军事接管亦是如此。拿破仑与佛朗哥也是在应征新兵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英国与美国在主要依赖于志愿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瑞士与瑞典在实行征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在征兵方法与来自军队的政治威胁Z间，很难找到任何历史性的联系。
对自由的威胁来自这样一些军官，他们现在、而且一直是一个职业志愿军团。不论我们怎样征募士兵，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政策将防止效忠于他们自己的、与国家脱离联系的军官集团这种政治危险的产生。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军事学院召收新学员的广泛依据（包括地理因素，以及社会与经济因素），大学中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计划，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及类似的种种措施，都促进了这一结果。
至于将来，我们需要继续实行这种广泛吸收的政策。我们还需要鼓励从民事活动中横向吸收新成员的做法——而不是主要地依赖于军队内部的提升。同行政机构一样，兵役也需要而且也将会从内外交流中得到好处。为了这一政治利益，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承担因非常高的人员调整比率及相当短的军官平均服役期限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代价。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人事政策：继续使至少一个时期的军官兵役生活能够吸引各界的年有人。
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政治危险。但不论是对于志愿军来说，还是对于由征募来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来说，我们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这种危险最小化。
结论
废除征兵，并用自愿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军队，在我看来，这种情形似乎已势不可挡。
我们应该立即提高军人的薪金，改善服役条件，并促进军队对人力的更有效使用。我们应该继续提高军人的薪金，直到“真正的”志愿者的人数如此之多，从而使强制的驱使得以消除。同时，为了避免军队方面的拖延——军队方面很想继续依赖于征兵的支持——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明确的征兵中止日期。
版权说明：摘自《纽约时代杂志》， 1967年5月14日．版权1967，《纽约时代》公司。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8．对外经济援助：手段和目标
在美国目前正卷入其中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对外经济援助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所肩负的使命，是要帮助把那些独立的，然而同时也是不发达的、贫穷的国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这一观点，这些国家被确定要在济经方面得到发展。不论是否借助于我们的帮助，它们都会力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将会转而求助于苏联。所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的方式，是使其得到基本上免费的资本与技术援助，而成本则由美国和——我们希望—一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它的那些同盟国来负担。
这种论断将两种全然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是美国政策应该指向的目标问题。一个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适当的手段问题。我完全赞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关于目标问题的看法。那些不发达国家选择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它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毫无疑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相互一致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自由的人们可以和平地、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能、能力与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希望在一极权主义的世界中保持一个自由的小岛．
但是，在目标方面的一致意见并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象现在这样进行的，或者象人们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对外经济援助，能够确保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吗？当前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一旦阐明了这些目标，人们通常简单地认定：对外经济援助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适当手段的话。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暂时的盟友，但长此以往，它几乎肯定地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援助落入了我们的敌人之手，从而应该予以废除．我们应该致力于通过与美国的传统本身相一致的手段来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如加强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自由市场经济，排除私人国际贸易的障碍，促进一种有利于私人国际投资的环境等。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开宗明义：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只是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一个特定类别——经济援助，而且所涉及的只是赞成这类支出的一种理由——即它们在促进别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对于《耶鲁评论》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对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57年夏天的那期《耶鲁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经济援助的意识形态》的精辟分析的补充。克里斯托尔的文章讨论了与经济援助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也讨论了我简单地认定的那些一般目标中的某些疑难之点。
联邦预算中列出的、用于经济援助的数额，只是所有记录在案的外援支出中一个很小的份额。在截止于1957年6月30目的财政年度中，外援总支出接近40亿美元．在这一总额当中，大约有2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军事援助——主要是对美国各盟国的军事装备转移支出。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国防支持——在其他国家（主要有南朝鲜、越南等）的支出或对这些其他国家的支付，以用以供给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军事努力的活动。此外，总统有权对某些国家（原则上是中东国家）进行支付，其目的是要诱使受援国支持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某些特殊政策——实质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军事补贴或政治补贴。最后，还有大约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它包括对受援国的技术援助（第IV点援助）及经济发展基金援助，而这些援助中并不带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或政治附加条件。
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数额很小的预算类别竞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纷争。部分答案是：这里所引用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误解之处。国会对直接与间接军事援助所抱有的、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态度，可以理解地导致了政府将尽可能多的支出列入这两个项目的名下。而且，形式上的直接军事援助，实际上可能等价于经济援助，通常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A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一笔数额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美国代之付款，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将这笔钱用到别种用途上去；其结果与以直接经济援助的形式来把这笔相应的资金授予A国是完全一样的。但还远不止这些：经济援助的扩大已经成为更大的国家支出的拥护者们所侧重的目标。切斯特·鲍尔斯，保罗·霍夫曼，沃尔特·鲁瑟，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不论是在文章中还是讲话中，都一直在竭力主张经济援助的扩大。在最近的一本书名叫作《一个建议》的著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利肯与罗斯托教授提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