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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而且为政府所利用，即政府亦可如此行事（如果政府履行承诺，它们是政府内生货币）。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商业银行开始将所有无息的政府发行——在英国，是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与存款；在美国，是美钞、国家银行纸币、银票、联邦储备银行的纸币与存款——视为外生货币。然而，就整个体系而言，只要保持纸币与硬币的可兑换性，那么就只有硬币是外生货币；政府发行超出政府硬币持有量的部分，是政府创造的内生货币。但在纸市与硬币的可兑换性中止后，所有的这类发行就都变成了真正的外生货币——纯粹的信用货币，这如今天世界各地的情形一样。
我们仍然将政府发行的无息纸币与存款称作政府“负债”或“证券”——尽管二者并不一样，而且在其他情况下这一点十分明显．现在我们知道了纯粹的法令货币本位的必然性，从而我们不再有必要把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外生货币概念同与整个体系有关的外生货币概念区分开来。但是，这一区分对于评断有关币制改革的建议与解释历史过程仍然是重要的。
这一历史过程为单一的计算单位和交换媒介对社会所具有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政府通过在外生货币中引入法令因素所能够榨取的大量收入，是衡量各经济代理人愿意为保持他们业已习惯了的那种计算单位和交换媒介面支付的价格的一个尺度。在社会的重要部分采取另一种选择——计算单位或交换媒介的选择——之前，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的购买力会发生大幅度的贬值，而这种替代选择通常是可以找到的。
例如，货币问题的研究者一再推崇一种被阿尔弗莱德·马歇尔称之为法定指数本位制的东西，即长期契约的指数化，从而对这类长或契约来说，计算单位——若以美元为例——变成了实际美元，而非名义美元，尽管交换媒介仍然是名义美元。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私有的法定指数本位制出现，但只有在那些价格水平急剧波动的国家（如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以色列等等），才广泛应用法定指数本位制。在美国，私人性的指数化的某种程度的实质性运用仅限于劳工契约。这种运用甚至是偶然的，且只涉及到这些契约的一小部分。
另一种替代选择是外币。外币也偶尔被用来作为计算单位和流通媒介，但这只有在极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实行与一种（主要的）交换媒介相联系的单一的计算单位对经济的明显的重大价值，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在货币方面发挥作用，也并不意味着交换媒介的创造者必须是单一的。实际上，从历史上看，政府的介入是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在社会已经确定了某种计算单位和私人创造者已经创造了交换媒介之后。
这一历史过程的两个特征引人注目。第一个特征是，计算单位一成不变地（或者近乎一成不变地）与一种商品联系在一起，没有一种抽象的计算单位——象现在到处流行的信用或法令单位——是通过它在私人交易活动中被接受而自发地出现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外生货币的证明或创造中，政府的干预十分普遍，且常常形成一种垄断。弗里德曼在解释这种现象时，着重强调了经济效率方面的因素，即强调了狭义的纯经济意义的“能够”问题。但很明显，这种解释远不是充分的。公共抉择理论要求我们同时对导致了这种结果的种种政治因素和可以避免这种结果的货币制度（如果它存在的话）加以考虑。仅仅提供政府控制外生货币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的材料，或者仅仅证明存在着另外一种在经济上更为可取的选择途径是不够的。除非考察在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在这一环境中，外生货币的私人证明与供给被政府所取代）建立政府控制的种种政治力量，我们就会避开我们所承担的解释这种现象的任务。而且，仅就改革而言，除非发现如何有效地动员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的一个又一个途径，我们就会遭受200年来经济学家们在税收研究方面的一样的命运，成为大众舆论所唾弃。补充说一句，后者不是本文的任务。
弗里德曼所列出的“充分理由”之第（3）条，即纯信用货币的技术垄断特性，已经受到了人们，尤其是本杰明·克莱因的怀疑。克莱因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货币的供应者建立其货币的信誉的必要性及建立该信誉的资本耗费的不断增加性。这一理论无懈可击，且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他的论断是否适用于纯信用货币还是不清楚。历史地看，货币供应者是通过保证其货币对某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一般是硬币）的可兑换性来确立其货币的信誉的。可以找出将其货币公平地兑换成硬币的长久而成功的私人货币供应者的大量的例子。然而我们却找不到完全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的私人供给方面的任何例证（那些作为暂时的应急手段的信用货币除外，例如价值甚微的镍币、票据交易所的单据），也找不到这样的例证，除前面提到过的那两种贵金属以可变交换比率同时流通的情况外（与之相似的美国在1862－1878期间银行里同时存有美钞与黄金存款债务的情形亦除外），在同一社会里，私人货币供应者能将其货币兑换成不同种的主体交换媒介。然而，克莱因的论断似乎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由不同的私人发行者发行的几种主导货币在同一社会里同时存在。
哈耶克在其关于货币非国有化的论述中认为，如果竞争性的货币发行的现行法律障碍得以消除的话，则这样一种结果是的确可能出现的。特别地，他认为，提供具有固定购买力的交换媒介（“实价美元”）的私人发行者将成为主流。尽管他承认一种单一的主导货币可能会逐渐在大范围地区内发展起来，但他预计，关于固定购买力的不同定义将适合于不同的地区与集团。因而，“许多不同的竞争性的货币发行者生存下来，而在边沿地区则广泛地交迭存在。”
完全撇开这样的安排将产生的政治力量问题不谈，我们仍然对哈耶克的设想表示怀疑，而宁愿赞同本杰明·克莱因早期的论断：“我认为，实行哈耶克的政策建议，即在通货选择方面实行完全的国内自由，并不能明显地减弱现今每个欧洲国家政府对通货发行所拥有的垄断力量。”
迄今为止，不论是哈耶克所认定的私人供给的具有固定购买力的货币将成为主导的论断，还是克莱因及我们对他的论断的怀疑，都还没有任何直接的经验依据来验证。但是，这些依据将从对各种极不相同的货币配置下的历史实践的阐述中而非哈耶克的建议中得出。不过，由于能使固定购买力货币发行更容易的现行体系内部的种种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一些直接的证据大概会出现。
在美国，联邦国内贷款银行委员会于1980年授权联邦储蓄与贷款协会发放按价格水平进行调整的抵押贷款；1982年，又批准其接受按价格水平进行调整的存款。这种存款似乎没有理由通过支票或它们的等价物灵活地转让，这将在提供一种固定购买力货币的计算单位的同时提供一种交换媒介。显然，迄今为止，没有哪种存款与贷款利用了这种可能性。然而，自1982年以来，通货紧缩政策已经发挥作用，人们对进一步稳定未来价格水平的信心迅速增长，当并且只有当这种信心被摧毁时，真正的考验才会来临。
美国的另一发展（它正在实现过程中）是以物价指数表示的期货市场的引入。1985年6月21日，咖啡、糖，可可茶交易公司已得到商品期贸委员会（管理期货市场的联邦机构）的许可，开始引入一种以消费品价格指数表示的期货契约。这样的期货市场将使银行得以接受按价格水平进行调整的存款，依靠其期货市场的活动来避免风险，而不是通过使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债务与按价格水平调整的资产等值来避免风险。就这一发展对货币体系的运行所具有的潜在影响而言，这一发展在我们看来大概是近期改革中最有希望的。
在美国早期的一个发展，是1974年废除了私人占有、购买和出售黄金的禁令。原则上，从那时起，个人在私人交易中就有可能使用黄金作交换媒介了，并且，也产生过一些小的激动。堪萨斯城的金本位公司为黄金存款及其以支票形式在个人间的转移提供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