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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国国际贸易情况的影响，从而减少或消除这一通货膨胀被转嫁到邻国的可能性。如果发生了通货紧缩，情况则刚好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仅在对本国的实际国民收入情况发生影响的意义上，才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而完全通过货币途径产生的影响甚小，或者完全不存在。
事实上，可变汇率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条件下，通过贸易而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融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各国既不将本国的失误转嫁给别国，又不会受到别国失误的影响的情况下，使各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货币稳定的一种方法。如果某一国家都获得了成功，那么结果将是一种相当稳定的汇率制度；有效的协调一致的实质，将在不存在形式上的、然而却是无效的协调一致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在可变汇率制度下所有的国家将获得成功的机会，远远地大于在刚性汇率制度下，同时也不是严格的商品本位的所有国家将获得成功的机会。原因在于：在刚性汇率下，不仅落后的国家试图通过影响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国家而先发制人，而且，正是这一关系的存在使得每一国家都具有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具有的、从事通货膨胀性活动的动机；至少就最初阶段而言，通货膨胀性的货币发行将使发行者得到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的资源，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刚性汇率意味着其他国家增加其所持有的、发生了通货膨胀的那一国家的货币的数量。而在相当稳定、但却并非刚性的汇率下，这一动机将基本上不复存在，因为只有在所有的国家都避免通货膨胀性行动的条件下，汇率才会保持稳定。一旦哪个国家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该国货币汇率的下降将取代为保持汇率不变所必须发生的、对该国货币的持有量的增加。
当前的重整军备竞赛（Rearmament Drive）
目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为前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例证。真正认真进行的重整军备竞赛几乎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由于各国在财政制度、货币制度、民族特征、重整率备竞赛的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压力的程度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向。在刚性汇率下，这些不同的压力将带来可能会妨碍重整军备竞赛的种种困难。假设A国与B国相比具有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B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又大于C国；
B国将发现它对A国的出口在扩大，而与此时同它又会发现它对C国的出口在减少，但来自C国的进口却在增加。B国在总体上可能处于平衡状态，但就某一特殊部门而言却不是如此。B国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对它打算出口给A国的产品实行出口控制，而与此同时，对它从C国进口的产品实行进口控制。在可变汇率下，这两方面的控制都是没有必要的；B国的货币可以相对手A国的货币而升值，同时相对于C国的货币而贬值，从而抵销B国贸易情况方面的这两种扭曲——称之为扭曲，是因为这些变化主要是由货币扩张率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导致反对取消进口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出口控制压力重新出现的重要因素之——尽管明显地还存在着其它因素。
当然，重整军备竞赛将要求贸易结构方面的变动，这不仅仅是出于货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出于技术方面的及物质方面的原因。这样的变动是否能得到允许，这对于重整军备竞赛的成效来说至关重要。在可变汇率下，这样的变动将趋于成为首要的变动。任何国家的货币扩张，都会导致进口需求的普遍增加，及出口供给的普遍减少，而且，在可变汇率下，这些将主要地反映在汇率上面。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竞赛涉及了需求从某些产品向其他产品的转移，而不需要涉及总的名义需求方面的任何变动。这样一来，某些价格将相对于其他价格而上升，从而为所要求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的变动提供了动力。即使重整军备竞赛是由涉及了总名义需求增加的途径来供给资金的。但它仍然意味着对某些产品的需求比对其他产品的需求有更大的增加，所以仍然能够导致所要求的相对价格方面的变动。
V．结论
世界各国都无法阻止影响国际交易的那些情况出现变动。而且，即使他们能够的话，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原因在于：很多变动反映了天气情况等方面的自然变化；另一些变动来自于无数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其生活的自由，而这一自由正是我们要加以保持和光大的最终目标；还有一些变动蕴含着进步与发展的萌芽。
政策的主要目标不是要防止这些变化的发生，而是要开创一种能够对这些变化作出调整的有效体系——一种能够在使这些变动的破坏性影响最小化的同时，永远发挥它们的潜力的有效体系。至少是在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相当自由且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除了具有一种极为不同的政治优点外，还是这样一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为销除或减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刚刚结束时兴起的、对国际贸易的广泛、复杂的限制所作的种种努力，无不以惨败而告终。只要我们继续允许对一种从根本上说微不足道的目标——即刚性汇率——的隐含接受，来阻止下述两种重要目标的同时实现，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将继续打上失败的印记。这两种重要目标是：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及各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追求国内稳定的自由。
毕竟，仅存在四种途径，可以用来对付由于影响国际交易的因素出现变动而导致的国际收支平衡压力。这四种途径是：（1）货币储备方面的抵消性变动；（2）国内价格与收入总水平方面的调整；（3）汇率的调整；（4）对与外汇有关的交易的直接控制。
除非能够通过某种渠道而大量地增加世界的货币储备，否则的话，现存货币储备的缺乏将使得第一种途径对于除极小变动以外的所有变动来说，都是不可行的。在这一方向上所进行的几次引人注目的尝试的失败，证明了这一解决办法中存在的这种困难。
各国对国内稳定的推崇，使得第二种途径无法获准运行；国内价格体系的一惯僵化，使得第二种途径不适于成为一种主要的调整方法。
在未进行广泛详尽的、明确考虑的情况下，近些年来，第三种途径——至少是在十足的可变汇率制度下进行的汇率调整——已被人们排除在外。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对有限的历史证据的不可靠的解释；同时，我认为，还部分地由于它被因循守旧者及占主导地位的改革派同样地宣判为不适用的。那些因循守旧者的理想，是一种或者自行运转、或者由国际中央银行家来管理的金本位，是一种不论在哪一种管理方法下都决定国内政策的金本位。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改革派在所有方面都不相信价格体系的作用。这是价格体系及其所有其它作用的最顽固不化的信仰者，与价格体系的最极端的反对者之间的一个奇妙的联盟。
这样一来，由于无法实行而不是出于故意，第四种途径——即对与外汇有关的交易进行直接控制——成了可以用来对付国际收支平衡压力的唯一途径。尽管人们一再抗议，要求消除这些控制，但毫不奇怪的是，它们如此顽强地抵御了消除控制的压力。然而，在我看来，这一途径是这四种途径中最不可取的一种。
没有什么严重的经济困难会阻止各国迅速地建立起——各国分别地或联合地——这样一种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汇率在公开市场上主要由私人交易所决定；同时，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经济困难会阻止各国迅速地放弃——各国分别地或联合地——对外汇交易的直接控制。朝着这一方向所作的努力，是自由世界通过多边贸易而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根本性先决条件。
版权说明：版权1953年，芝加哥大学。选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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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初是1950年秋天写的一份备忘录。当时我是美国经济合作署，欧洲特别代表司，金融与贸易分部的顾问。不消说，这份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完全是我自己的。我非常感谢乔尔·伯恩斯坦及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