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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偶尔发生变动的暂时刚性汇率制度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原因有二：它既没有提供真正刚性与稳定的汇率在一不受限制的贸易世界中所能够提供的预期的稳定性，以及按照外部情况来调整国内价格的自愿性与能力，也没有提供可变汇率的连续的敏感性。
国内价格或收入的变动
原则上，国内价格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与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完全相同。例如，在马克的美元价格不变动的情况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每种价格（包括工资、租金等等）均下降10％
而对国内与国外产品的相对成本所造成的影响。明显地与所有的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马克的美元价格下降10％而对国内与国外产品的相对成本所造成影响完全相同。类似地，这样的价格变动可以对投机交易产生完全相同的影响。如果降价被认为是暂时的，那么价格的下降将会刺激对产品的投机性购买，以避免将来的较高价格，这样一来就缓和了价格波动。
如果国内价格与汇率一样是可变的，那么调整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来进行还是通过国内价格的同等变化来进行，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十分明显，这一条件未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在不存在管理措施来冻结汇率的情况下。汇率是潜在可变的。至少就现代世界而言，国内价格是高度不灵活的。与下降的趋势相比，它们在上升的趋势上更为灵活一些，但即使在上升的趋势上，所有的价格也不都是同等灵活的。价格的不灵活性或灵活性的不同程度，意味着对应于外部情况的变化所作的调整的扭曲。在某些部门，这一调整主要是以价格变动的形式进行的，而在另一些部门，则主要是以产量变动的形式进行的。
工资比率应属较不灵活的价格之列。这样一来，用允许或强迫价格降低的政策来对付初期的逆差，很可能导致失业，而不是工资的下降，或者是在工资下降的同时，造成失业。随之而来的实际国民收入的下降，减少了国内对外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减少了对用来购买这些产品的外国货币的需求。通过这一方式，它抵消了初期的逆差。但是，十分明显，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调整以适应外部变化，其效率是非常之低的。如果这些外部变化是根深蒂固且持久不变的，那么失业将对价格与工资造成稳定的下降压力，而这一调整要直到通货紧缩达到了可悲的地步时才能够完成。
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但如果园内价格的变动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而且仅仅是作为贸易的实际基本情况的变化的结果而进行的，那么国内价格变动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一定是不可取的。基本情况方面的这类变动，很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求某些特定产品与劳务的相对价格方面的相当大的变动，而只要求国内价格的水平方面的、程度小得多的变动。但在现代世界里，这二者中没有一种可能得到满足。调整是要连续不断进行的，而且很多调整是为了那些从本质上说为货币现象的东西而进行的，如果立即用汇率的变动来抵消这些货币现象的话，那么这些货币现象将不要求资源的实际分配方面的变动。
将利率方面的变动划归国内价格方面的变动之列，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过去，利率变动在对外部变化所作的调整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对于货币当局的直接影响是非常敏感的，也部分地是因为在金本位下，逆差或顺差趋势的初始影响是黄金的亏与盈，接下来是货币市场的紧与松。初期逆差通过这一方式所导致的利率上升，增加了出于资本目的而对该种货币的需求，从而部分地或全部地抵消了这一逆差。这降低了为对付这一逆差而不得不降低国内价格的程度，而国内价格本身也因黄金的损失、导致利率上升的货币存量的下降而发生了变化。反之，初期的顺差增加了黄金存量，并使货币市场的银根得到了放松。由此而导致的利率的下降，减少了出于资本目的而对该种货币的需求，从而部分地或全部地抵消了这—顺差，降低了为对付这一顺差而不得不提高国内价格的程度，而国内价格本身也因黄金的盈余及货币存量的相应增加而发生了变化。
由利率引导的这些资本运动，是主要依赖于国内价格变动的这一体系的一个理想的组成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使得这一调整过程进展得更为顺利。然而，却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些资本运动，原因在于：它们仅是附随于国内价格的调整而发生作用的。
主要依赖于国内价格与收入方面的变动，这在19世纪还是行得通的，部分原因是：那时西方世界的一些主要国家，对在国内摆脱政府的干预、在国外实行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国内稳定的重视；所以，他们愿意允许固定汇率及货币的自由兑换的种种需要在国内经济政策中占主导地位。但同样重要的是，正是这一重视使余额的特有者对这种制度的保持抱有信心，所以使他们愿意让利率方面的较小差别来决定他们借以持有他们的余额的货币种类。此外，对在国内摆脱政府干预的重视。使国内货币管理的活动余地相对缩小，从而意味着：影响国际贸易的大部分变动，反映了基本情况方面的实际变动，其它则是货币方面的变动，诸如黄金的发现等，这一点对于这些主要国家来说大体上都是共同的。很明显，现在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普遍重视国内的充分就业，普遍重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广泛干预。对于这种调整方法来说，这些情况更为不利。
直接控制
从原则上说，对进口、出口和资本流动的直接控制对贸易及国际收支帐户所带来的影响，与汇率变动及国内价格与收入变动对这二者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毕竟，最终的调整将涉及到进口与出口构成的变化，以及可以列数的资本交易。如果这些因素可以事先加以预测的话，如果在技术上可以对进口、出口和资本交易各类分别地予以控制的话，那么，可以用直接控制来进行所要求的调整。
然而，很清楚，进口、出口和所要求的资本交易方面的变化是无法预测的；在某一国家——如英国——新出现的外汇危机，总是被官方看作是一次意外事件，这一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这些因素是可以预测的，但通过某种方法而不是通过价格体系所进行的对进口、出口和资本交易的直接控制，必然意味着要将这种控制扩大到很多国内事务方面，并妨碍了产品的分配与生产的有效性——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配给在数量上被减少的进口，或者处理掉所增加的进口，同时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分配减少的出口或者得到增加的出口。
除了这样一种过程的那些目前已十分明了的不利结果以外，它还对对外支付问题本身有着事与愿违的影响，当直接控制同多数情况下一样，被用来对付实际的或初期的逆差时，情况尤为如此。不得不用直接控制来解决的那种明显的逆差，在规模上大于那种在不存在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在同样的汇率下将会出现的逆差，而且，如果对进口、出口和不可避免的国内从属事物不进行直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逆差的的确确可以完全消除或转化为顺差。由于直接控制带来了对该种货币的持有者使用该种货币的方向的限制，所以，直接控制的存在使得该种货币对于很多目的来说变得较为不可取，而且，与汇率或用来取代直接控制的其它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