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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下降。只要这是人人皆知的，而且是相当稳定的，那么所有的契约都可以据此进行调整，而且这不会带来任何困难，相反，还着实会有一些好处。
然而，任何这样的结果都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更为吸引人、且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最终的静态结果，而是中间的动态过程。
一旦这一政策得到了实施，那么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平的实际情形，将取决于某一货币总量（如M1）相对于强力货币的变动情况，及名义国民收入相对于M1的变动情况—— 取决于货币乘数（ M1与强力货币的比率）的情形及M1的国民收入流通速度（名义国民收入与M1的比率）。
假定通过连续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金融结构有所放松，那么，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将会出现连续的、使货币乘数得以提高的革新之流。实际上，这一过程贯穿着过去几个世纪。例如，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当中，货币数量（按照我与安娜· 施瓦茨在《货币史》中所作的阐释）与强力货币的比率，以年 1％
的平均速度而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中，M1 的流通速度以大约年3％
的速度增长，而且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当然，这一趋势不可能不确定地继续下去。前面，在关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合意目标的限定中，我估计流通速度方面的增长将下降到大约年1％
或2％ 。然而，流通速度方面的迅速增长趋势的完全中止还遥遥无期。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的数字估计，但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在冻结强力货币的作法引入后的几十年里，货币乘数及流通速度都将趋于上升，而上升的速度则可以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一种速度。在这些情况下，强力货币的零增长率将意味着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 尽管最终也许是稍有下降的价格水平。
那么这种过渡将如何呢？在自1979到1982这3年中，强力货币以7。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逐渐地将这一速度降低到零这将是非常合意的。至于M1的增长，大约为期5年的时期似乎是适当的—— 或者这样一种过渡似乎是适当的：即每年减少强力货币增长率大约 1．5个百分点。唯一的另一个过渡问题，将是消除联邦储备系统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及贴现而创造与破坏强力货币的权力。这些过渡都不会带来任何特殊困难。联邦储备系统（或其继承机构）仍可以出于类似的目的，特别是出于最后贷款人的目的，而使从强力货币现有存量的一部分—— 如果这一功能仍将保持的话。
这一建议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而与此同时无须设置任何可与前者相似的权力机构，也不会在现有的其它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入任何重大的骚动。
我发现，即使是对于那些博识的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一种主张更难以接受：12个人（或者19个人）在华盛顿围桌而坐，既不是为了竞选，也不是为了免职，也不是为了严密的行政控制或政治控制，但却有权决定货币的数量—— 有权允许货币数量在 “ 大萧条 ” 期间下降 1/3，或者在1970至1980期间几近增加一倍。这一权力太重要，且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如果有其它可行的办法的话，则不应该让少数几个人（不论他们多么具有公众精神）来运用这一权力。
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专制权力。在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制度中，任何货币总量的总额都将由很多金融机构及数以百万计的货币资产持有者的市场交易活动所决定。这将受到可得的、作为主要准备金的强力货币常量的限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毫无疑问他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缺乏严格的政府控制—— 诸如那些如 Q规则所示的、幸而又被取消了的严格的政府控制—— 的情况下，仅当金融革新或商业及工业方面的变动改变了人们持有各种货币资产的比例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才将逐渐地发生变化。不再有那些少数人将有可能引起上述比率或者各种货币总量增长率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说，将为期 6个月的（1982年1月至7月）M1方面的3％年增长率，改变为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的（1982年7月至1983年1月）M1方面的13％的增长率。
结论
重大的制度变更仅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而在其它时候，专制的现状使得制度变动仅限于边边角角的修补上面—— 我们终于对付过去了：是 “ 大萧条 ” 产生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这一（至少）自1914年联邦储备系统开始运行以来我们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正是“ 大萧条 ” ，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从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转到了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手中。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货币制度一直是相当稳定的。是 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双位数字利率—— 加上 Q规则的实施—— 产生了货币市场的互助基金，从而促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旨在减少国家对银行的干预的措施。
尽管如此，讨论一下根本性的变动还是值得的，这并不是因为预期到它们将很快地得到采纳，而是因为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从而按照下述标准来判断以后进行的变革：看它们是使制度结构更接近于这一理想呢，还是使它更加偏离这一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对根本性的变动予以研究，从而当要求或便于根本性变动的危机确实出现时，我们将拥有各种业已得到了认真研究和充分探讨的选择方案。国际货币安排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几十年当中，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寻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方法，并特别地探讨了在各个国家的通货之间浮动汇率的方法。但是有关的讲求实际的人们却把浮动汇率的建议看作是不现实的、不切实可行的象牙塔。然而，当危机到来时，当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不得不予以废弃时，理论家们的那个不切实可行的建议变得非常切实可行了，并构成了国际货币安排新体系的基础。
无须赘言，我并不希望将会出现任何危机，从而使得国内货币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成为必要。最为可能的这类危机就是连续的货币不稳定性，即对围绕着一上升趋势而上下波动的通货膨胀的回归，这时的通货膨胀加速到年20％
、30％
以上。这将动摇国家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同时将产生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然而，如果不承认这种发展趋势是在所难免的则无异于自欺欺人。它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而且它也将在这里出现。如果它的确出现了，那么，缩短其过程、将其危害减少到最大限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对这一根本病症予以根治的准备，而不是做好银行援助的准备。
至于现在，我相信，最好的根治办法就是前一部分中所描述的改革：废除联邦储备系统创造货币的权力，冻结强力货币的数量，并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干预。
在关于战术这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那些在政策及措施上不甚基本的变动，在我看来似乎提供了避免危机的最好可能性。它们要求联邦储备系统改变其措施，从而使联邦储备系统得以更为准确地对某一选定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选择单一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同时提前确定并坚持那一货币总量的5年增长趋势，从而将使这一货币总量的增长率与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相一致。
这些战术方面的变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而，至于它们能否实际地得到采用，我的看法并不乐观。所存在的障碍是政治上的。同任何官僚一样，采用那些将使联邦储备系统负有责任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联邦储备系统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避免这样做。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一个是新的。所建议的这些变动在5年或者10年以前就应该进行—— 的确，如果那时就采用了这些建议，则过去 10年中的通货膨胀与变动性将永远不会发生。这些建设业已得到了联邦储备系统之外的大部分货币专家的支持。但联邦睹备系统出于官僚主义原因及政治原因（而不是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拒绝了采纳。而且拒绝是出于联邦储备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