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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觉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术家以算求之，各有同异，故诸家历法参差不齐。《洛书甄耀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陆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三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九。
《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众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也。”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日邪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等，无盈缩矣。故知从日邪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
以句股法言之，傍万五千里，句也；立八万里，股也；从日邪射阳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耀度》、《考异邮》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三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分。黄赤二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仪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天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
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御史中丞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旸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耀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燋竭，百川归注，足于补复，故旱不为减，浸不为益。径天之数，蕃说近之。”
太中大夫徐爰曰：“浑仪之制，未详厥始。王蕃言：‘《虞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斯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见有七政之言，因以为北斗七星，构造虚文，托之谶纬，史迁、班固，犹尚惑之。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审七曜，当以运行为体，设器拟象，焉得定其盈缩，推斯而言，未为通论。设使唐、虞之世，已有浑仪，涉历三代，以为定准，后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仪，纷然莫辩，至扬雄方难盖通浑。张衡为太史令，乃铸铜制范。衡传云：‘其作浑天仪，考步阴阳，最为详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仪矣。蕃又云：‘浑天遭秦之乱，师徒丧绝，而失其文，惟浑天仪尚在候台。’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载今仪所造，以纬书为穿凿，郑玄为博实，偏信无据，未可承用。夫璇玉，贵美之名；机衡，详细之目。所以先儒以为北斗七星，天纲运转，圣人仰观俯察，以审时变焉。”
史臣案：设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则吉，失之则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浑文废绝，故有宣、盖之论，其术并疏，故后人莫述。扬雄《法言》云：“或人问浑天于雄。雄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违也’。”若问天形定体，浑仪疏密，则雄应以浑仪答之，而举此三人以对者，则知此三人制造浑仪，以图晷纬。问者盖浑仪之疏密，非问浑仪之浅深也。以此而推，则西汉长安已有其器矣。将由丧乱亡失，故衡复铸之乎？王蕃又记古浑仪尺度并张衡改制之文，则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浑仪，传至魏、晋，中华覆败，沈没戎虏；绩、蕃旧器，亦不复存。晋安帝义熙十四年，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
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十七年，又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宫，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盖天之术，云出周公旦访之殷商，盖假托之说也。其书号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数也。其术云：“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随天转运，隐地之高，以为昼夜也。天地相去凡八万里，天地之中，高于外衡六万里；地上之高，高于天之外衡二万里也。”或问盖天于扬雄。扬雄曰：“盖哉！盖哉！”难其八事。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也。刘向《五纪》说，《夏历》以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迟。故日与列宿昏俱入西方；后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东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迟于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见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见东方；将晦，日未出，乃见东方。以此明月行之迟于日，而皆西行也。向难之以《鸿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迟不敢进也。星辰西行，史官谓之逆行。”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作也。
晋成帝咸康中，会稽虞喜造《安天论》，以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地有居静之体，天有常安之形。论其大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喜族祖河间太守耸又立《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当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气之上。”而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论》曰：“尝览《汉书》云：冬至日在牵牛，去极远；夏至日在东井，去极近。欲以推日之长短，信以太极处二十八宿之中央，虽有远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说，以为“冬至极低，而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而斗去人近；北天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而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炎热也。极之立时，日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也。极之低时，日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浅，故昼短也。然则天行寒依于浑，夏依于盖也。”按此说应作“轩昂”之“轩”，而作“昕”，所未详也。凡三说，皆好异之谈，失之远矣。凡天文经星，常宿中外宫，前史已详。今惟记魏文帝黄初以来星变为《天文志》，以续司马彪云。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掖门内。占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