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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
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央当局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就不可能让人民按自已
的意愿安居乐业。
在经过以上各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再来强调说，用“仅仅”把某些特
定的经济权力委托给各种国际性主管机构的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困难。那种认为这是一个
切实可行解决办法的信念基于这样一种谬见：即认为经济计划仅仅是一项技术性任务，
可以由专家按绝对客观的方式加以完成，而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仍然掌握在政治当局的手
里。由于任何国际性经济当局不受某一种最高政治权力的约束，即使严格限于某一特定
领域，也易于施展其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暴虐和不负责任的权力。对某一重要商品或劳
务（如航空运输）的控制实际上是能够委托给任何当局的一种影响最为深远的权力。并且
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不能以局外人无法有效加以质询的“技术上需要”为借口，甚或
以不能用任何其它方法加以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需要这种人道主义的、可能完
全是真诚的理由来加以辩护——所以很少有可能控制那种权力。这种处于多少自主的机
构之下的世界资源组织，现时常常在最令人感觉意外的地方，即在一个为所有国家政府
所承认、不服从任何一国政府的广泛的垄断系统里受到青睐，它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一
切所能想象得到的计策中最鳖脚的计策——即使那些接受委托的管理者表明他们是其所
看护的某些特定利益的最忠实的维护者。
我们只要认真地剖析一下那些貌似无害的建议的全部内在关联之处，就能明了它们
所产生的可怕的政治困难和道德危害。那些建议广泛地被视作未来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础。
例如有关有意识地控制和分配主要原料之类的建议。控制例如石油或木材，橡胶和锡之
类的任何一种原材料供应的人，将成为全部工业和各国命运的主宰。在决定是否要增加
供给、降低价格或生产者收入时，他会决定是否允许某个国家创立某种新的工业，或是
否禁止它这样做。当他“保护”那些他认为是特别托付给他照顾的人民的生活水淮时，
他将剥夺许多处境更坏的人的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改善其处境的机会。如果由此控制
了所有重要原材料，那么在没有得到控制者的准许的情况下就的确工会有新的工业，不
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着手去从事新的风险投资，没有一种开发或改进计划是他们的
否决权所不能破坏的。在旨在“分配”市场的国际安排方面也是如此，而在控制投资和
自然资源开发方面要是如此。
如果观察那些装做是最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人、我们会发现那是很出奇的，他们抓
住一切机会嘲笑那些相信建立国际政治秩序可能性的人的“乌托邦主义”，但对经济计
划所带来的、对各个民族生活的远为直接的和不负责任的干涉，反倒认为是比较切实可
行；他们并且相信，一旦一种从未梦想过的权力被赋于一个国际性政府，即那种刚才说
到过的、甚至不能实行一种简单的法治的国际性政府，这种较大的权力将以如此无私和
明显公正的方式得以使用并足以博得普遍的同意。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一目了然的话，那
就是，虽则许多国家可能信守它们所曾同意的正式规则，但它们绝不会听从国际经济计
划的指挥——就是说，虽则它们可能同意比赛规则，但是它们绝不会同意由多数投票来
决定它们各自需要的轻重缓急和容许它们的发展速度。纵使起初由于对这种建议的意义
抱有某种幻想，各国竟然同意把这种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但它们不久后就
会发现，它们所委托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任务，而是管理它们生活本身最为广泛的权
力。
赞成这种计划的人当中也有一些不见得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
内心里的想法显然是：虽然大国将不愿服从任何最高当局，但它们将能够利用那些“国
际性”主管机构，以便在他们所拥有霸权的区域内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小国。这里面的
确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成分，用这种手法可以使计划当局披上一层“国际”的伪装，
这也许便于创造条件，使得唯有国际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使一
个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独揽大权。但是这一伪装并不会改变以下事实：对于所有小
国来说，这将意味着有甚于丧失一部分明确规定的政治主权，它们还要完全地从属于一
个外来的强力，对于这种强力，它们不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
有意义的是，最为热心地拥护一种集中管理的欧洲经济新秩序的人，竟也像他们的
费边主义和德国的鼻祖一样，表现出完全漠视各小国的个性与权利。与在国内政策问题
上相比，卡尔教授在这一方面更代表英国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他的看法也已
经引起他的一位同行向他提出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问题，“如果纳粹对待较小的主权国
家的行径真的将成为一种普通形式，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那些留意过最近某些
在像伦敦《泰晤十报》和《新政治家》杂志这样大不相同的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
的言论已经在我们较小的盟国内部引起多少紧张不安的人，将不会怀疑，就连在我们最
亲密的明友们中间，现在这种态度也引起多少愤慨，并且如果听从这些建议者的话，战
时留下的善意印象又将多么容易烟消云散。
当然，那些这样轻易去蹂躏小国权利的人，有一点是对的：如果不管大国小国都在
经济领域内重新取得不受限制的主权的话，我们便不能指望战后有秩序或持久和平可言。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甚至在一国范围内还不曾学会善加运用的权力赋予一个新的超
级国家，要授权一个国际主管机构去指导各个国家如何使用它们的资源。这不过是说，
必须有一种权力可以制止各个国家有害于邻国的行动，必须有一套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做
什么的规则，以及一个能够执行这些规则的主管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所需要的权力主要
是否决性的，尤其是它必须能够对一切限制性措施说一声“不”。
我们现在普遍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经济主管机构，而各个国家又能同时保持其
不受限制的政治主权，这远非属实，实际情况几乎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和能够希望实
现的，并不是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手里，而是相反赋予它一
种更高的政治权力，它应能制衡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并在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
时候，由于正是它自己不参与经济角逐而能够真正保持公平。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个
国际政治主管机构：它无权指挥各个民族必须如何行动，但必须能够制止他们作损害其
它民族的行动。必须委托给国际主管机构的权力，不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所僭取的新权力，
而是一种没有它就不能维持和平关系的最低限度的权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极度
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并且，甚至比在一国范围内更为紧要的是，
应当由法治来严格限制国际主管机构的这些权力。当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经济管理单位，
越来越成为经济主体而不仅是监督人，任何摩擦也就都不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作为经
济管理单位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对这种超国家主管机构的需要当然也就变得更大
了。
在一种国际政府形式下，应把某些严格规定的权力移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而在其它
各方面，应仍由各个国家继续负责其国内事务——这种形式当属联邦制形式。我们应该
不容许在有关“联邦”的宣传盛极一时的时候以一种全世界的联邦制组织的名义提出许
许多多考虑不周的、常常是极端愚蠢的主张来混淆这样一个事实：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
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
形式。诚然，联邦制只不过是民主政治运用到国际事务方面，是人类迄今发明的和平转
变的唯一方法。不过，它是一种赋予政府有着明确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治。撇开把各个
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集权国家这种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