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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是错的，但绝对无法使他们相信，在德国人所走的道路上英国人会是更好的引路
人。
对于那些其价值观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到头来还必须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重建欧洲
的德国人，那种形式的宣传尤其没有打动他们的心。因为亲身经历已使他们更为明智，
更为伤感；他们已经懂得了，在一个摧残人身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制度里，无论是善意或
者组织效率都不足以使人安身立命。那些领受了这一教训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想得到
的东西，就是保护他们免遭那个残暴政府的蹂躏——不是巨型组织的一些宏伟计划，而
是平安和自由地重建他们自己小天地的一个机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指望从敌国的某些国
民当中得到支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听从英国人的指挥比听从普鲁士大要好些，而是因
为他们认为在一个英国理想己经获得胜利的世界里，他们将会少受指挥，将会有时间来
安心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
如果我们要在思想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把敌国正派的分子争取过来，我们就必须首
先恢复对以往所维护的那些传统价值的信心，必须在道义上有勇气坚定地维护我们敌人
所攻击的那些理想。我们若要能够赢得信任和支持，就不是靠谦卑的辩解和有关我们正
在迅速革新的保证，不是靠有关我们正在在传统的英国价值标准和新的极权主义思想之
间寻求某种折衷办法的那种解释。我们所应借重的不是我们最近对社会制度所作出的那
些改进——它们同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区别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我们对那
些已使英国成为一个拥有自由而正直、宽容而独立的人民的国度的传统不可动摇的信心。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在所有抑制民主的方法中，联邦制一直是最有效的和最相宜的……联邦制是通过分
割统治权力并通过只把某些规定的权利指派给政府而限制和约束统治权力的。它是不仅
抑制多数而且也抑制全体人民权力的唯一方法。
——阿克顿勋爵
在任何其它领域里，世界由于放弃19世纪自由主义而付出的代价没有比在开始这种
退却的国际关系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亲身经历所应当已经给予我们的教训
中，我们只吸取了很小的部分。也许与任何其它地方相比，这里所流行的一些有关什么
是合适可行的观念仍然会导致与它们许诺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新近的经验教训中，现在正在缓慢地和逐步地被人们体会珍借的那一部分是：在
全国规模内独立实行的好多种经济计划，就其总体效应而论，即使是从纯经济观点来看，
也必定是有害的，而且它们还必定会产生国际上的严重摩擦。只要每一个国家都自由地
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措施对于其它国家可
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
此刻已几乎无须特别强调。确实，只有计划当局能够有效地阻断一切外来的影响，许多
种经济计划本能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种计划的结果，必然是对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
限制愈来愈多。
对和平的不很明显、但绝非不很真实的威胁来自于那种人为地培养一国全体人民的
经济团结的做法以及在全国实行计划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对立的集团。在国界的两侧，居
民的生活水平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凭借一国的国民资格就有权分享和它国国民所分享
的完全不同的成果——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作为各国自身的独
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
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
猜忌的根源。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
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摩擦。这不过是用借助强力的争夺代
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
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
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
利益之外又不妥任何其它考虑的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
突。
如果我们只是鼓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有趋势（这种趋势在1939年前已过于明显）
而不是更好地利用胜利形势，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
义，而又只是创造了一个由许多个民族社会主义所组成的世界，它们虽然在具体细节上
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于是，
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破坏者，正像他们己经对某些民族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第
一个走上了一条所有其他人最后也都要跟着走的路罢了。
那些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搞“国际性”的经
济计划，即通过某种超国家主管机构来搞。不过，虽然这可能防止一国的全国性计划所
能引起的某些明显的危险，但是提倡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
的提议甚至可以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指导经济事务会引起各
种问题，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同样这样做，那么问题的规模必然还会更大。当那些受一项
单一计划支配的人们所信奉的各种标准和价值的相似性日渐减少的时候，计划和自由之
间的矛盾只能变得更为严重。要计划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未必有多少困难，计划一个小
社区生活的困难也较少。但是，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
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
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
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
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可能很容易说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支援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制铁工业或是
“他们的”农业、或者为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降低到某一个水平以下而
做出牺牲。只要问题仅仅在于帮助那些我们所熟知其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们，或者
在于改进那些我们很容易想象的、对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境况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的看法
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或其工作条件，我们通常是甘愿做出某种牺牲的。但是人们只
要想象哪怕在像西欧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经济计划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就必将发现这种
计划完全缺乏道德基础。谁能想象竟会有一种共同的公平分配理想会使挪威渔民同意放
弃改善经济收入的前景以便帮助其葡萄牙的同行，或使荷兰工人在购买他的自行车时多
付价款以便帮助英格兰考文垂市的机械工人，或使法国农民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援意大
利的工业化？
如果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意看到这种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
定恰恰是他们将要为别人解决这些问题，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公正和公平地做到
这一点。例如，只有当英国人看到了在国际计划当局中他们可能是少数，看到了英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可能要由一个不是英国人的多数作决定，英国人也许就能比任何国家
的人更加了解这种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不管它是以多么民
主的方式组建的，如果它有权命令西班牙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南威尔士的类似工
业的发展，命令最好把光学工业集中在德国而把英国排除在外，或者只准完全精炼过的
汽油输入英国，并且把一切与炼油有关的工业保留给产油国家时，那么试问英国究竟会
有多少人准备服从这一国际性主管机构的决定呢？
想象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或计划一个包含许多不同民族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
这说明了这些人对这种计划将会引起什么问题是完全缺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