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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把人的良心变成了最后的上诉法庭”。但旧道德连同它们的“抽象的一般原则”
必须一起消逝，因为“经验主义者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身的功过来对待具体情况的”。换
句话说，就是权宜之计最重要，他甚至向我们断言：“信守协议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道
德的原则。”至于如果没有抽象的一般原则，是非标准只能是一种任意、武断的意见，
以及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一切的国际条约都会失去任何意义，对此卡尔教授似乎并不
关心。
其实，按照卡尔教授的意见，似乎英国在上次大战中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虽然他
没有这样明说。凡是现在重读25年前英国对战争的目的所作的说明并把它们同卡尔现在
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就会很容易看出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人的观点的，就是卡尔现在
的观点。卡尔教授大概会争辩说，当时在英国所公认的那些不同的观点仅仅是英国的伪
善的产物。他能够在这个国家所抱的理想和今天的德国所实践的理想之间发现的差别十
分微小，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如下断言：
当一个著名的民社党人宣称，“任何对德国人民有利的事都是对的，任何对他们有
害的事都不对”的时候，他不过是在陈述同一种观点，即威尔逊（总统）、汤因比教授、
塞西尔勋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已为英语国家建立起来的国家利益同普遍权利是一回事的那
种观点，这是真实的。
由于卡尔教授的著作是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著作，因而，它们那种特有的倾向恰恰
主要是在这一领域里才变得很明显。但根据人们对他所设计出来的未来社会性质的一点
儿了解，这个未来社会又似乎是以极权主义为模型的。有时人们甚至怀疑这种类似情况
究竟是偶然出现的呢，这是有意所为呢？例如，当卡尔教授宣称“19世纪人们在思想上
通常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而我们却再也不能在这种区分中找到多少意义”时，
他知不知道这正是纳粹的首要极权主义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教授的学说，并且事实上，
这正是他自已引进的极权主义这个术语所下的定义的实质呢？有人认为，“货物的大规
模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见解的大规模生产”，因而“宣传这个词今天在许多人心目中仍
然造成的偏见是和对管制工商业所持的偏见形影相随的”，卡尔教授是否知道这种见解
正是纳粹党人所实行的那种舆论的管制的一个托词呢？
对于找们在结束上一章 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卡尔教授在他的新著《和平的条
件》中作了有力的正面答复：
战争的胜利者失掉了和平，而苏俄和德国却赢得了和平，因为前者仍在宣传并且部
分地运用那些从前曾是有效的但现在是破碎了的关于民族权利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理
想，而后者有意无意地随着20世纪的潮流，正在力争建立一个在集中计划和管制之下的
以较大单位构成的世界。
卡尔教授完全把德国的战争叫嚣，即以德国为首的反自由主义西方的东方社会主义
革命的叫嚣，当成了他自己的口号：
在上次大战中开始的，并在近20年来成为每一个重大的政治运动的推动力的那个革
命，······是一个反对19世纪中占主导的思想，即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民族自决
和自由放任经济的革命。
正如他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对德国从未真正有过的19世纪信仰的挑战能够在
德国找到它最有力的倡导者，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所有伪
历史学家的一切宿命论的信仰的影响，这种发展被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世界
朝着什么方向运动，我们必须向它低头，否则就会灭亡。”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
学的谬论，即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的必然性、所谓“潜在
的丰裕”以及在这类著作中出现的所有其它流行的口号。卡尔教授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的经济论点一般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但是，无论这一论点或者他同时所特有的、认
为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减少的信念，都不能阻止他把他所有对不可
避免的发展的预测建立在经济论证的基础上，或也不能阻止他提出“用主要是经济的术
语来重新解释关于‘平等’和‘自由’这些民主理想”作为他对未来的主要要求！
卡尔教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切思想的轻蔑，是同我们在上一章 里所引证的任
何一个德国作家对它们轻蔑程度是一样的（他固执地称这些思想为19世纪的思想，虽然他
知道德国“从来未曾真正有过”这些思想，并且德国在19世纪已经实行了他现在所主张
的大部分原则）。他甚至接收了李斯特首创的那个德国命题，即自由贸易只是听命于并只
适合于19世纪的英国的特殊利益的一个政策。然而在目前，“人为地制造某种程度的闭
关自守乃是社会有秩序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消除贸易障碍”或用恢复19世纪
的自由放任原则的方法来“回复到一种分布更广的与更加通行无阻的国际贸易”，是
“不可思议的”。将来是属于德国式的“大区经济的”，“只有按照希特勒所作的那样，
把欧洲生活有意识地重组，才能获得我们所想往的那种结果”！
经过上述讨论之后，当我们发现卡尔教授在以“战争的道德作用”为标题的一段独
特的文字中，居高临下地怜悯“那些深受19世纪传统影响而仍然坚持把战争看成是无意
义无目的的，怀着善意的人（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的那些人）”，并且，对战争这个“促使
社会团结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产生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感到欢欣时，我们是不会感
到惊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在英国学者的著作中会看到这种意见却是出
人意料的。
近百年来德国的思想发展还有一个特色，我们或许尚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这个特色
现在各英语国家中差不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即科学家们鼓吹将社会“科学地”组织起
来这一理想，在德国已经由于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对社会和政治见解的形成可以施加十
分特殊的影响而被大大地推进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在德国的近代历史中政治性的教授
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和法国政治性的法学家所起的作用相媲美的①。这些具有科学家身份
的政治家们的影响近年来很少是有利于自由这一方面的：科学专家时常很显著地表现出
“对理性的不容忍”，专家们所特有的对平常人做事方式的无耐心，以及对一切并不是
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学的蓝图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事物的轻视，几代人以来这一切都是德
国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隔了好几代人之后才在英国成为重要现象的。恐怕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
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
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大家都很清
楚，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
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预见
到了。他在50午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如果我们现在拿来重读，就会发现它
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当我们讨论英国科学家客串式地进入政治领域的某些例子时，在那
本书里特别有一段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考和牢记。在那里本达先生谈到，
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
纪的一种认识。至于些鼓吹这个学说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们是否只是想为他们内
心的情感披上一种科学威望的外衣，而他们完全知道它只是一种热情而已，这还有待于
通过考察去发现。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
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