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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
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
定。
因此，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
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
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
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
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
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
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
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某一生。
由国家默认或加以支持的、以限制性措施来寻求保障的普遍努力，随着时间的进展
已经产生了进步性的社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像在其它许多方面一样，是德国人领
先，而其它的国家则继而仿效。这个发展已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另一种影响而被加速了，
这种影响就是轻蔑一切带有经济风险的活动，以及对那些值得冒险去争取但只有少数人
能得到的利润，加以道德上的诽谤。当我们的青年人喜欢薪水稳定的职位而不喜欢企业
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人说过，前者是高级的，更不自
私和更公平的职业。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
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
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年纪大些的人也许认为这种对
当前情况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大学教师日常的经验无疑证明：由于反资本主义的宣
传，在英国价值标准的改变远远地走在迄今已发生的制度改变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
在通过改变制度的方法来满足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并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仍然
估价较高的那些价值标准毁灭掉呢？
用一、二十年前还能够被人们看作是英国式社会和德国式社会的对比，来说明保障
的理想战胜自立的理想所必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再好不过的。无论在德国其军
队势力有多么大，如果把英国人所认为的德国社会的“军事”性质，主要地归因于它的
军队势力，那是大错特错的。这两种社会的差别远比能用那种理由进行的解释更为深刻，
并且，德国社会的特质，无论在军人势力软弱或很强的社会阶层里，都同样存在着。使
德国社会具有特质的，与其说是差不多在所有时期，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大的一部
分人民为进行战争而被组织起来，勿宁说是德国把这一类型的组织用于许多其他的目的。
赋予德国社会结构以特点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有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被有意义地
自上而下组织起来了，并且德国有那么多的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而把自
己看做是被指派的官员。正像德国人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国早已成了一个“吏治国家”，
在这种国家中，不但在公务员中，而且几乎在一切生活领域内，收入和身份都受到当局
指定的保证。
虽然自由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强力所消灭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否任何人
都能成功地抵抗住在德国自由被慢慢窒息的那个过程也同样不是肯定的。在那些想要获
得荣誉和地位，几乎只有靠当一个国家薪给人员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担任被委派的任
务比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更应受到称赞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阶制度中没有一
个被认可的地位，没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权利的职业，都被看作是低级的，或者甚至是不
体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长期地宁愿要自由而不要保障，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
了从属位置上获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并且处于其中的人，无论成功或
失败都同样会受到轻视的地方，只有少数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
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
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
经济保障，自由就“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但使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发现拉斯基教授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比其
他任何论证都更有助于诱导德国人民牺牲自由。
防止出现赤贫的适当保障，和减少那些会把努力带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的可以避免的
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必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这些
努力获得成功而又不损害个人自由，那就必须在市场以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自然地进行
而不受到阻挠。为了保存自由，某种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为大多数人只有在自由所不
可避免地带来的那种风险不是大大的条件下，才愿意承担那种风险。这虽然是我们决不
应忽视的一个真理，但危害最大的是现在流行在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当中的，以自由为代
价来赞扬保障的那种风尚。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坦白地面对这一事实：即只有
花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
维护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保存自由，我们就必须恢复作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
的自由制度之基础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曾经被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现在一个适用于我
们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生活的句子里：“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
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我们现在必须审视一下一种看法，正是从这种看法中许多把极权主义的到来看作是
不可避免的人得到了安慰，并且，这个看法大大削弱了很多其它如果彻底了解极权主义
的性质，就会尽最大努力来反对它的那些人的抵抗力。这种看法就是认为极权主义政权
最令人讨厌的特点应归之于这一历史的偶然巧合。即这种政权是由流氓和杀人犯的集团
建立起来的。有人说，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导致了施特赖歇尔和基林格尔、莱伊和
海因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流的当政，这或许可以证明德国人性格上的邪恶，但并不
能证明这些人的得势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果同样这种制度是为达到一些重大
目标所必须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可能由一些正派的人物领导，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呢？
我们决不应当自我欺骗式地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
必然会愿意参与政府工作。很多人无疑宁愿把国事委托给他们认为更能干的人去做。这
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赞成好人的专政并不是坏事或不光荣的事。我们已经听见有人争辩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并且，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
目的，完全取决于独裁者。那些认为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它可能被坏人来
领导的危险的人们，可能甚至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
危险。
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
大；毫无疑问，假使向这种制度的转变不足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
好的领导人。并且，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找无疑会宁
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按
照我们目前的标准来衡量，一种英国法西斯制度归根到底会大大不同于它的原型，或者
更容易忍受。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