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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如
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的，只
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有助于实现完全平等的每一步骤
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被我
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价值
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公共利益”，
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
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决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
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
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较小平等〃这个公式的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大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这
种解决方式，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也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人满意。
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合理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我们不
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门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公平，或什么
是合理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话，大众的意见
不会很快就集中起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
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价格或合
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
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外，就
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
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项产业的产品都让由该
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比运用少量资
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的收入要大得多，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现
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产生的。然而，一旦
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绝，并且从资本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
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
究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合理”报酬，如果需要的数量真
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真的可
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供给量所必需
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且在做出这种决定
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平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合理工资确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
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
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
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
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
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
加以直接控制。
这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来，
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有成就的
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收入差别，以
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市场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匠之间的收入差别，
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
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存在，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
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施的。
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由，
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近100年前
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来看，也同样适用。他写道，
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
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
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
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不一
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的支持，
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理想中，究竟
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马上成为一个迫切
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主要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物质上自由的限
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
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
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
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而是接受信条。
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
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
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
和法西斯主义者看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
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生到死为一切活动
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的观念，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
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一位奥地利社会主义作家，
在谈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自豪地报告说：“它的鲜明特点是为工人和雇员每一
方面的活动都建立了特别的组织。”（1）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
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
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
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
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
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
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
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
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
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只要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个特定的集团——通常是技术较高的工人——
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应有地位形成一种共同观点的问题，就
比较简单。这种运动直接关涉到某个特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