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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
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
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
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
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
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
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
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
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
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
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
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一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
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
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
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
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
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
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
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
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
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
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
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
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
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
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
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
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
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
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
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
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
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
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序言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
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
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
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
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
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
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
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
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
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
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
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
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
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
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
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
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
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
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
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
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
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
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
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
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
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
谢忱。
1943年12月
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引言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
——阿克顿勋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
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
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
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
会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重的变化将会显
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惊讶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种经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
循的法则毫无所知，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
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
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
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一个相同时期——至
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