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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某种类似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证实了这个概括的结论。但是德国的发展比美国
的发展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的代表；引用一篇近来广泛地为人们阅读的政治论文
中的一句话说：“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己经达到了它们最先
进的形态”，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了。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又何其多，当我们考
虑这个国家在1931年以前的情势以及从这一年起英国也实行了普遍保护政策以后的发展
情况时，就会明白。除了少数已在较早时期获得保护的工业以外，这只不过是十多年以
来的事，英国工业就整体而言，也许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是竞争性的。虽然在20世纪
20年代由于在工资和货币方面所采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
至少1929年以前各个年头，从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方面来看，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
况好。只是在过渡到保护政策并随之而使英国经济政策普遍改变之后，垄断组织的增长
才以惊人的速度进展，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一种大家还几乎不了解的程度。说这种发展
和这一时期中的技术发展有任何关联，说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国起过作用的
技术上的必然性现在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出现，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并不逊色于
墨索里尼的话（本意开头所引）中所包含的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
人自由，因为意人种的文明比其它民族先进得多！
就英国而论，认为看法和政策的改变仅仅是实际情况的无情改变的结果，看来是有
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总是远远地跟随着其它国家的思想的发展。因此，可以这样
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仍然拥护竞争，但是外部事件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因而工业的垄断
组织仍不断成长。但是，当我们考察这种发展典型即德国的情况时，理论和实际的真正
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在那里，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
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理想而采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
的进程中，德国人以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
国思想家，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其实，过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个
说明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
避免的是思想。
认为现代技术进展使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也能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加
以解释。它可能是指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除了集中的计划
以外，我们不能希望有效地加以处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在他们所主张的
那种广泛的意义上则不然。例如，大家知道，现代都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像由于地域
密切相联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一样，并没有通过竞争而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是在现代文明
的复杂性作为要求集中计划论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像“公共事业”这
类问题。他们通常提出的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获得条理分明的了解越来越困难，如
果要不使社会生活因混乱而解体的话，就有必要用某种中央机构来进行调节。
这种论点完全是从一种对竞争作用的误解上产生的。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
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
较简单的条件。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
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在必须
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
为不可避免。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了——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
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
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
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
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消息，以便使它能
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
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
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有关结果，
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
完成。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
就可调整他们的活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有竞争普遍发生
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
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
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
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
的话，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和分权
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笨拙、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是由于
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
法，它使分工能够远近超过计划所能达到的限度。因之，它的复杂性的任何进一步的增
长，并没有使集中管理成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们应当使用一种并不依靠有意识的控制
技术这一点比以往更显得重要。
还有另一个把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理论，它所使用的论据几乎正
和我们适才讨论过的相反。虽则这种理论不常被清楚地说明，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它认为并不是现代技术破坏了竞争，而是正相反，除非给予保护使它免受竞争的影响，
就是说除非给予垄断权，否则便不可能利用许多新的技术的潜力。这样的论证不一定像
有些有鉴别力的读者可能猜疑的那样是欺骗人的论证，因为明显的答辩——即如果一项
用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新技术确是比较好的话，它就应该能够经得起一切竞争——并不能
抹煞这个论证所涉及的一切事例。无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论证仅仅被有关方面用作一
种辩护的形式。甚至更为常见的是，它也许是基于一种混淆——即从狭隘的工程观点看
的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从整个社会观点看值得想往性这两者之间的混淆。
但是，在不少情况下，这种论证还是有说服力的。例如，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我们能够使每一个在英国的人使用同一种汽车的话，英国的汽车工业或许就能供应一种
比美国常见的更便宜和更好的汽车；或者如果能够使每一个人都只用电而不用煤和煤气
的话，就能使使用各种用途的电比使用煤或煤气便宜。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中，至少是有
可能这样：如果我们有这种选择的话，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更富裕些，并宁愿选择这种新
的处境——但是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选择，因为可代选择的途径是，或者我们都使用同
一种便宜的汽车（或者所有的大都只用电），或者我们必得在价格都很高的许多东西中进
行选择。我不知道这在上述两种事例中是否真确，但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强制的标准化
或禁止超出某种程度的多样性，在某些领域中富裕的程度可能会增加到足以补偿对消费
者的选择的限制而有余。甚至可以想象到，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一项新的发明出现，如果
采用它的话，毫无疑问是有利的，但只有在使许多人或所有的大都同时利用它的情况下
才能够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