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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循其情而诛焉,则谁不可诛耶?巩之迹固然耶?然巩为人弟,于此不得
无过。但在京师时,未深接之,还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尝以此规之也。
巩果于从事,少许可,时时出于中道,此则还江南时尝规之矣。巩闻之,辄
矍然。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 《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某家,皇皇焉
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略见矣。尝谓友朋过差,未可以绝,固且规之。规之
从则已,固且为文字自著见然后已邪,则未尝也。凡巩之行,如前之云,其
既往之过,亦如前之云而已,岂不得为贤者哉?
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
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
贤者常多谤,其困于下者尤
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凡道巩
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家兄未尝亲巩也,顾亦过于听耳。足下
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
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匡章,通国以为不孝,孟子独礼貌之以为孝。孔、
盂所以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
在其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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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曾子固书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
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拂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
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
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
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
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
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杨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
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
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
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
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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鲧 说
尧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对曰:“鲧。”然则在延之臣可治水者,惟鲧耳。
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鲧虽方命圮族,而其才则群臣皆莫及,然则舍鲧而孰
使哉?当此之时,禹盖尚少,而舜犹伏于下而未见乎上也。夫舜禹之圣也,
而尧之圣也,君臣之仁贤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难如此。后之不遇
者,亦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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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
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
已。
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盂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
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俄于首阳之下,逸民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
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
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
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
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
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
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
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
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
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
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
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
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
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
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
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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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
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
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
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
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
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
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
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惠
民之患者,亦以义而后可以为之谋也;苟不义而以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
贤者亦耻为之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
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
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
夫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
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
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穷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
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
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为谋之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
之义,则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
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义,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孔子之贤弟子之所为固不宜至
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
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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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
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
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不肖而厄
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
性,人之性善;杨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恶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杨子之
言命,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
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故孟子之所
谓性者,独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
者,独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
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
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
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