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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
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
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
已过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
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
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
牴牾龃龉而不可齐一。
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
作《春秋》,惟其测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
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
“作丘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
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
《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
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
欤?
公羊之说“灭纪”、“灭项”,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
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
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
疑之,此大不便者也。
班固作 《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
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
而不至于侵官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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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巩
战国策日录序
刘向所定 《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
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
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
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
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
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
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
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国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
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
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
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
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
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
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日:
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
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
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
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
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
存者十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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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
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
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
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
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
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
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
称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
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
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
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
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
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
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
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
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
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
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
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
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
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
梁、陈、后魏、后周之书。蓋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
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
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
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
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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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
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
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
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
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
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
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
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
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
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
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
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