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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视器屏幕上见敌人被震眩弹制服后便冲出了查阅室，但我刚一出门便感觉到了大量的脚步声——敌人的援兵循声找来了。
我立即倒在地上，拿起倒在地上的一名宪兵的冲锋枪并把它对准了查阅室的门口。当我听见敌人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时，就转过头并将手指竖起来让他们不要出声——我身着宪兵制服，戴着制式防毒面具，敌人看不出来其中奥秘。我让他们伏下身子，用手指指了指里面，然后向里面打了一个点射。
赶来的宪兵有十几个人，也都戴着防毒面具，还穿了防弹衣。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用手势指挥宪兵们都躲开门口正前方的位置，分散到走廊两侧的拐角处，我准备趁机溜走，但那名军官低声问我里面有几个人，我向他伸出了两个手指，然后将枪再次对准了门口。当军官转过去时，我慢慢地退到了走廊的一侧。到了拐角处时我看见那名军官做手势让大家低下头，然后拿出一枚震眩弹扔进了查阅室。
我趁着这些宪兵们都闭上眼睛的机会快速从拐角处移动到了外面的走廊，在感觉到身后有震眩弹爆炸时，我又趁这个机会起身跑出了前面的走廊，震眩弹的震动会使宪兵们不到我跑开的声音。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戴伯特在几名宪兵的护卫下坐在大院内宪兵兵营的一个房间里，此时军情局的军官已经开始向院外疏散了，只有宪兵留在这里对付楼内的共谍，刚才已经有一个突击队被派进去搜捕共谍了。这时他也听到了由远及近的消防车的警笛，增援人员已经到了，看来局势完全可以得到控制。
这时他看见从主办公楼的门里出来了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宪兵，便让身边的一名宪兵去把刚出来的那个人叫来问问楼内现在的情况。一名宪兵立即照办，跑向了那个人。
2003年10月20日09：09——台北时间
我刚走到楼前的空地就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武装的宪兵了，不少穿军官制服的人都在大院外或坐或躺地休整着。我准备混入负责警戒的宪兵当中，然后趁机溜出院子。
但这时，我发现一名宪兵在快速向我跑来，我装作没看见他继续向前走，现在我应尽力避免与宪兵接触，因为他们有可能认出来我不是他们的战友。刚才那帮突击队员忙于对付查阅室里的敌人，无暇顾及我到底是哪个兵，但在外面则可能被心细的敌人发现，我得赶紧脱离这里。
但那名宪兵直奔我而来，并对我说戴局长让我过去告诉他楼内的情况，我发现情况不妙，就借机对那名宪兵说我在一楼刚看见了大量的C－ 4炸弹，已经来不及拆除了，马上就要爆炸了，楼可能会塌，赶紧向外跑吧。那名宪兵显然是被我的话震住了，来不及考虑其真实性便向宪兵兵营戴伯特那里跑去。我一边向前方的大队宪兵跑去，一边对他们喊说楼里有大量炸弹，楼要被炸塌了。他们一听也立即扭头就往大院外面跑。我借机混入这帮宪兵中一起出了院门。
2003年10月22日23：39——台北时间
我和特种兵们坐着渔船向大陆的方向前进，战士们都警惕握着武器，以防突然遇上敌人的巡逻艇，以我们的火力应该能够对付一到两艘巡逻艇的。我们也已经与总部进行了联系，到时候有人会来接应我们，我们只要用灯光与他们进行暗号联系就可以了。我在跑出军情局大院后趁其他人都注意大楼是否爆炸时偷偷溜出了那一区域。然后用手机与我潜伏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另一秘密据点会合了，情报此时已经安全地发送到了总部，估计此刻名单上的叛徒都已经处在了严密的监控之下，反间谍部门会争取通过监视而发现他们的联络人等其他间谍网成员，以便继续放线。一旦有迹象表明他们被敌人通知并试图逃跑的话，军队保卫部门会立即将他们拘捕。
驾驶渔船的是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就坐在我身边。他见我们略显得紧张就笑着对我们说：“不用太担心，台湾的海巡署笨着呢，每年都有大量的大陆人在蛇头的带领下偷渡过来，他们楞是发现不了，更别提发现我们了。更关键的是，海巡署内部有我们的人，他们的巡逻规律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夜空下的台海一片寂静，这倒让我想起了电影《追击红色十月》最后那场叛逃的苏联潜艇被美国人藏到那条河里的戏，这寂静让人感到可怕。
突然，前面传来了船支行驶的声音，一个轮廓出现在前方，很快从那里射来一缕光束，是对方在用按照灯查看我们是哪里的船只。战士们都暗暗地拉开了武器的保险，而我身边的那位“船老大”却笑着说：“不用担心，现在离大陆已经很近了，台湾的巡逻艇是不敢开到这里来的，估计是我们自己的船。”果然，对方开始用喇叭喊话了：“前方的台湾渔船请注意，我们是公安边防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3年10月23日10：32——台北时间
潘境原坐在自己在军情局的办公室里——他今天早上正式回来上班。尽管他当时吸入了不少瓦斯气体，并尝到了震眩弹的滋味，但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所以只在医院里经过了短暂的休养便出院了。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张调查局在忠孝东路一段拍到的大陆特工在为绑架王世俊而踩点时的照片。照片中有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的图像都已经被分别放大，一个是已被打死的史建斌，一个是被调查局枪杀的大陆潜伏特工，另两个估计是从大陆过来的，尤其是其中较年轻的那一个，尽管潘境原在档案馆里没有看清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共谍的面容，但他凭感觉觉得那个人就是照片中这个年轻人。虽然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抓住共谍，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忠诚表现也让戴伯特对他另眼相看，但同时这场由他创意的诱捕共谍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晋升的美梦也破灭了，他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个年轻的大陆特工的面容并把他牢牢地刻在脑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们走着瞧。”
2003年10月23日18：57——北京时间
肖主任仍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坐在他的对面，回答他对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在debriefing告一段落后，他欣慰地说：“很好，你们完成了任务，也都全身而归了，非常出色。”
我说：“一名潜伏人员牺牲了。”
“哦？你说的是李学骅吧。”
“他的真名叫曹永川，不是我们在台湾发展的人员，而是由总参派过去的。他原来是总参的一名军官，后来利用假身份在台湾潜伏下来，已经潜伏了三年了。”
肖主任没再说什么，他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慢慢地，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被傍晚的彩云染红了的天空，说了一句：“等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就不会再有中国人打中国人了。”
特工的故事（第七部）
第十三部分 带枪的外交官（一）
2003年11月12日19：50——北京时间
我坐在朝阳公园南门旁的Latino夜总会里，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聚会，中间穿插着火爆的拉丁舞表演。像这样的聚会是不定期地举行的，一般都是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所以和她一起来湊个热闹。我是在外交学院上学时认识她的，她当时在外交学院学习在职英语培训课程。
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名高大的外国男人正在狂吻一名漂亮的中国女孩，并把手在她的身上放肆地乱摸，我扭过头去，和身边的一位老外随便地聊了起来，这位长者自称是好莱坞的一名摄影师，现在在中国拍片。很快又有几位也来凑热闹，其中有一位个子很高的美国女孩，是位留学生，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到她无论从衣着还是举止方面都显得很传统，在她走开后，我转过去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不知你发现没有，好像这里的中国女孩很开放，而美国女孩反倒显得较为保守。”她笑了笑说：“这很正常，很多人都以为美国女孩比中国女孩开放，但现在似乎不是这样了。其实这就像波峰和波谷之间的变化那样，美国年轻人在七十年代时的各种运动达到了它的波峰状态，造成了艾滋病横行等社会问题，经历了这么些年，现在已经处于波谷了，美国人也变得保守多了。而中国开放时间还不是很长，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