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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现在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我此前也一直纳闷为什么日本特务机关会绑架外国特工来教一些没有其本国特色的课程，如通用的情报工作基础理论，日本特务机关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特工专家来不遗余力地教这帮人，何必要冒险绑架外国人来教这些日本特工部门自己完全可以教授的东西呢？更不用提让外国人教课时语言上的一些麻烦和他们可能使用一些欺诈手段了。现在我开始明白了，原来这些人不是日本特工，而是在背着日本当局搞一些秘密间谍训练的人，现在也基本上查明它是以一支警察人员为主体，加上退役军人和运动员等各种人员的杂牌军，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起了那座恐怖的小楼——现在已经知道它不是日本政府为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而建立的了，但一提这些武器我的思维马上跳跃到了沙林毒气上，此前已经有过邪教组织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和枪击警政署长的事件了。非政府支持的研发生化武器的活动只能是恐怖活动了——这伙人是恐怖分子。既然他们一切背着日本当局，那他们肯定不是帮日本政府袭击外国目标的，否则日本政府方面肯定会出人训练他们。由此可见，他们是想对付日本政府的。
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朴正圭，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话就更危险了，但总的来说情况应该是有好转了，因为我们似乎可以想办法向日本政府求援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是被淹没在敌人的海洋里一样，围困我们的其实只是一个湖，再向外就可以脱身了。现在只要向中国大使馆或日本当局打个电话情况就会有转机。
我对朴正圭说：“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通知外面这里发生的事，有人会来解救我们并对付恐怖分子的。同时争取把所有被囚禁的间谍联合起来，我们可以逐渐地通知到每一个人，并规定好联系方式。”朴正圭有点犹豫：“这会不会走漏风声？”“有可能，但这些人应该明白利害关系，现在不是还有犯人在不断神秘失踪么，就算剩下的人帮了北野最后也难逃一死，而且他们都是特工出身，应该知道怎么进行秘密工作。我们可以用摩尔斯密码联系。”“摩尔斯密码不保险，”朴正圭说：“你不是说这伙日本人里中有退伍军人嘛，说不准哪个就懂这个，这太冒险了。”“是呀，得先想办法通知大家才行。”
但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我就在第二天和朴正圭被四名武装警卫叫出来了，说北野指挥官要见我们俩。我和朴正圭都应该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平时从来不会有四名武装警卫来找我们的，估计是北野也要把我们处理掉了，因为我们俩都可以徒手杀人，先把我们除掉了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看来他们很快也要对日本政府动手了。
我和朴正圭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在路上，四名持枪警卫和我们保持了距离，我们徒手夺枪的胜算很小。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却发现我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这种监禁的日子已经使我有点麻木了，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我对生死的看法也有点麻木了，活着我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幸福，死了也并不意味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比生死的区别更重要，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最后的较量中打败敌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路上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很庆幸朴正圭也没有贸然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正被他们引向那座神秘的小楼——也许进了楼里就更难反抗了，但进了里面以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搏了。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到：“北野指挥官的办公室怎么在这座楼里了？”“他临时在这里，可能找你们有要紧事。”一名警卫回答道——他在我的学生里格斗是比较出色的一位。要紧事？是送我们上西天吧。
我们进了楼里。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警卫接管了我们，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头上也戴着防毒面具，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里面列车上的那些警卫人员。那四名警卫向他们交接完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我们由这座小楼里的生化部队人员接管了。两个人中的一个用枪向前摆了一下，示意我们走在前面，我看了朴正圭一眼后就指向门外说：“北野指挥官不是在那边站着呢么？”在两名警卫回头看去时，我冲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右拳猛击他因双手持枪而暴露出来的右肋——他的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显然不适于击打。他马上疼得弯曲了身体，我接着用左手抓住他持端着枪的右臂，右手用手掌边缘，即手刀劈向他的后颈部，那里没有防护用具的保护。抓住他的胳膊后再打的方法属于中国武术里的“控制打法”，即控制了敌人的进攻武器后再进行击打，这同时也可以避免敌人向我开枪，因为当有人从后面掐住了你的右臂的话，你右手拿的枪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一下，两下，三下——三记连续的手刀攻击后，敌人倒了下去——后颈部是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遭到重击后则轻者昏迷，重者丧命。朴正圭此时也搞定了另一名警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警卫们的带着防毒面具的连体服，拿起了冲锋枪。现在我们得快速行动了。如果现在去解救犯人很可能出问题，因为尽管现在防毒面具的掩护可能使别的警卫认不出我们，但戴着防毒面具去监管区肯定会让人生疑，因为防毒服只是在楼里的人为防气体泄漏而随时穿戴的，就算我们冒险去了，在和其他警卫说话时我可不敢保证我和朴正圭的日语都到了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日本人的地步——其实日本人是亚洲人中最难冒充的，因为日本人的种种礼节很容易使假冒者露馅。
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