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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席上一片寂静，恐怕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但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五六秒左右，代之而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犯人们的欢呼声。这下子，日本人那边好像也没人再主动冲上来了，剩下的人只是互相地看了看，没人起身迎战。日本人的座位那边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了起来，我以为他是要来和我对打的，但他却用手指着我让我过去。我走过去时，他命令“狱卒”们把犯人全带回去，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我被带到了一座办公楼里，并被领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的标识说明这是北野指挥官——集中营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
北野指挥官告诉我我将担任日本特工的格斗教官，我装作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地机会观察整个集中营，以寻找机会逃出去。尽管这里戒备森严，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断过要逃出去的念头，但平时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牢里，现在日本人发现了我有利用价值就让我执教，而我却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利用他们。
后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教一队一队的日本特工中国功夫，但故意把基本功训练的时间尽量拉长。同时我也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格斗教官，还有一名北朝鲜人也在教，他叫朴正圭，我在一次下课回牢房的路上和他搭上了话，他是朝鲜人民军第八特种部队的军官，2001年从海路渗透至日本执行对日本自卫队的秘密侦察任务时被日本特工人员秘密绑架。他会一些英语，但因为只是特种部队军人，而非情报人员，所以说的不是太好，但还是可以进行交流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还向北野指挥官请示让我们长时间在一起研究格斗教学，日方批准了。实际上我们是在一起研究如何从集中营里逃走，他也常考虑这个问题，但觉得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逃出去。而我则面对着比他还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在被绑架后发现自己在秘密工作方面的自信已经被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落入敌手的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这是一时难以适应的。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方面的问题，以往在秘密工作中我总是很有信心的，但现在我发现我很难再集中精力认真思考和秘密地做准备，因为我已经不敢再迷信自己的力量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管理方式也摧毁了我的斗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较舒适，每天有吃有喝，还有娱乐，我有时发现我好像有点乐不思蜀了。我和一名来自英国MI6的犯人聊天时，他甚至说如果不是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解决的话，他可能都不会想到要从这里逃出去。日本人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的确有一手，一方面有武力的威胁使你不敢逃走，一方面创造这样一个安逸的环境来让你甚至不想逃走，让人自己都不再向往外面的自由。有时他们特意让我们听一些特殊的音乐，对我们进行心理暗示——让我想起了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东北时采用的愚民政策，让中国人学日语，按日本方式生活，在学校里也让学生们听一些靡靡之音——看来日本人至今仍擅长用音乐来控制人的思想。
而现在和朴正圭在一起，我则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他是宁死也要逃出去的，哪怕不能活着回到朝鲜他也要逃出日本人的集中营。他的决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一起逃出去。我问过他以前有没有人试图逃跑过，他说自他来以后还没听说过，因为没人敢拿自己的身躯去试日本人的机枪子弹。但他告诉我，自他来以后不少犯人都神秘地失踪了。我觉得大概是日本人认为这些人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利用价值就把他们除掉了，没必要白养着他们，而且让他们活着的话，一旦他们逃走则日本情报部门将遭到沉重打击。我说他们是不是被带到外面枪杀了，朴正圭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曾偶然发现一个犯人是被警卫拉进营区东面的一个神秘的小楼的，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但后来一次他竟发现有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出入那座小楼。他这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日本人以前搞的731部队，既然这里是训练间谍的地方，那么对一些行动特工进行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包括发动细菌战的训练是很正常的，而这里又有这么些需要被灭口的活标本，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像，当我和朴正圭的功夫教得差不多时或日本人对我们的教学不满意时，我们就会成为日本特工的试验品。情况十分严峻，我必须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着手制定逃跑方案，一定要尽早逃出这个魔窟。
一天，北野指挥官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了我对目前自己教学的想法。我说了些技术性的东西，想迷惑迷惑他，但他似乎是很懂格斗的，还专门提出要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为什么要强调让我教日本特工对付地面擒锁的技术呢？我在和日本特工比赛和教他们功夫时从来没有用过这方面的技术，也从未说过自己擅长这个。他怎么会专门想到这个呢？我不由想起了在救林新时和那个留着马尾辫的人的搏斗——他用的正是柔术里的地面擒锁技术，而我设法打破了他的擒锁。我这下子似乎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绑架林新只是个圈套，日本人想绑架中国的行动特工训练他们的间谍才是真的，山口组那样有着雄厚实力的黑社会组织是不会靠绑架一个中国女孩来勒索一笔并不是很大的赎金的。他们绑架林新是考虑到林新父亲的特殊身份，估计中国肯定会派行动特工来解救她，可以借机顺利地将其绑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交完赎金后，马尾辫仍让我留下，而把林新放走。这样看来，马尾辫可能不是单纯的黑社会人员，而是为日本情报组织服务的外围人员——日本情报组织历来就有与黑社会合作的传统，日本侵华时期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扶植的前日本浪人等黑社会分子组成的。看来日本人诡计多端，在逃跑时一定不能轻敌。
2002年11月7日22：47——东京时间——我外出失踪八小时后老佟在使馆屏蔽室里表情严肃地告诉机要员向国内T机关发报，主要内容为“236号情报员14点半左右外出至今未归，怀疑被山口组或日本特工绑架，但目前尚无法排除其叛逃或出走的可能。”
2002年11月8日10：15——东京时间老佟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街上，试图寻找236号情报员留下的痕迹。如果再没有线索他就要向警方报告，尽管236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交人员的敏感身份是会使日本警方重视的。
使馆区严备森严，随处可见日本警卫人员。藤森在逃离秘鲁后就隐蔽在东京使馆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不用怕秘鲁特工机关将其抓回。老佟先是询问了附近几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没看见什么异常情况。当他又问到一位家在附近的老太太时，对方说看见昨天下午有一帮警察把一个年轻人塞进了一辆汽车，但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她离得有点远。老佟一听，觉得警察大白天抓外交官的可能性不大，就问她对方的车是不是警车，老太太说上面没有警用标志和警灯。老佟觉得奇怪，一般来讲，穿制服的警察都是开带标志的警车的，很少有一帮穿制服的警察挤在普通的汽车里，更何况老太太还说他们都全副武装的，他们应该坐在巡逻车里的。老佟又请老太太想一想其他的细节，老太太说年轻人好像出示过一个证件，但被警察撕了后e扔到了路边的下水道里。老佟这下子更加怀疑了，撕别人的证件不是警察正常的作风，而且可以对警察出示以免遭拘捕的证件只有外交人员证件，连本国警察和特工的工作证也没有这个效果——警察和特工人员犯了法也要被抓，拿出证件来也没用，而外国外交官却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老佟谢过老妇人后立即跑到她所指的那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早就停用了，所以下面是干的，老佟用力搬开上面的带空隙的盖子，手伸下去直接取出了他在上面看见的东西——被撕毁的236号情报员的外交人员证件。
2002年11月8日15：42——东京时间东京警视厅外事课课长本上冠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东京郊区的方向望去。他刚刚在会客室里与来访的中国使馆政务参赞和公安部驻日本警务联络官会谈过，是关于一位来日本出差的外交官失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