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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16
怀念一个人和他的女朋友们
商 羊
2004年8月22日是农历七夕，那一天狂风暴雨，我答应了晚上去看一出昆剧的约请。白天在华东医院南楼408房间门口，家里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就是总也没有到齐。医院房间里站不下那许多人，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孩子都只好站在门口。
天色很黑，白天就像黑夜一样。走廊上的窗前都是雨滴，豆大，敲着，我的脸贴着玻璃，身边是最小的弟弟桂圣浩。他十三岁，长得好看，和我并排。我们都不说话，也不哭。向来空荡荡的走廊因为站着过多的人而显出了一种不安的气氛，我们都是被打量和同情的人，虽然我们也不喜欢那些打量和同情。小浩哥说：“公公是不是要死了？”
当然现在我是肯定知道了那个时候公公确实是要死了，他的死忌是2004年8月23日18点10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知道的，他肯定是快要死了，否则我们是不会那么齐整地等候在病房门口。只是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存有侥幸心理。我想说，不会的，公公还会好起来的。我回过头看着小浩哥，他比我还高，信任地看着我，我说：“是的，公公要死了。”
“公公”是江西人对“爷爷”的称呼。我们叫公公的人，私底下也被我们叫杜宣，叫的时候声音总是不自觉地小了点。其实他就是听见了也不会说我们没规矩。北京的表哥大立叫他老杜，我叫他阿杜，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戏剧学院出来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他每次都还答应。
彼时他住院已经整整两年，初因体检时便血，后确诊为癌。确诊为癌的那天我和桂未明陪他在小花园散步，他问我晚上做什么？我说，晚上想和几个朋友出去喝一杯，他说，很好。然后说，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很好，替我多喝一杯，我付钱。我说好。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病情，一直到现在。
他喜欢生活，喜欢享受，喜欢安详、美好和完整。他最喜欢的是真实。因为他，我们都喜欢了真实。我们不偏不倚地履行着真实，整个家庭，都是——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是舒畅的。
他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择偶标准——这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玩笑话，但是不乏真情。第三代女孩子居多，除了随父母在广州生活的最年长的红表姐结婚生子之外，余下都未嫁，有时笑言要找公公这样的男人。公公说，哪里去找我这样好的？接下去总会说，真有这样好的，遇到了就不能放的。我们说，要是人家要放呢？他说，那就算了，女孩子家，仪态要好，礼数不要失了。
他深谙男女相处之道，和孩子们说起来，也是坦坦然。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个生性木讷的男子，自小的愿望是做一个和尚，为人处世也不算浪漫。我从北京念书回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到他去世也有七年了。关于他，官方语境有太多的形容词，我们都认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完全是。我们是他的亲人，亲人的回忆，很私人化，也很感性，于是我就是这样小情小调地想到了他许多女朋友们——关于一个男人的优劣，从女朋友那里可以得出结论。我一直这么认为。
他先后有两房妻室。前妻蒋宛茹是当年吴淞中国公学的同学，后一起去了日本。据说是一代校花。我曾经在公公的老朋友孙钿的文章里看到过回忆他们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段落，里面说到密斯蒋很好客，就是说她。家里收拾抽屉的时候，也曾经从一个纸盒子里掉出一张黑白小照，上面有一对青年男女泳装坐在沙滩上，他直愣愣的，她半低头，挑眼看镜头，抿嘴，好像在生气。公公说，这是我，这是密斯蒋，我说，校花大概都应该是这般好看且坏脾气的吧。
他们离异后，密斯蒋去了辅仁大学执教。
公公后来的妻子是叶露茜，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工作，1992年1月去世。“露茜”这个名字读作“rose”，是英文名字的直译。他们生活在一起四十八年，是著名的恩爱夫妻，事实证明如果女孩子的名字叫做“玫瑰”的话，容易得到美满的爱情。有关这一段感情，公公专门写过一篇名为《芳草梦》的文章。那是一篇祭文，写于1992年12月，在之前的十一个月时间里面他不能就此事写作。
他有一些女朋友，彼此喜欢。这是一种有过成熟男女关系的人们完全可以意会的喜欢。作为孩子，我们也喜欢那些女人们。她们都有着精彩强劲的人生，有的美人，有的才女，有的是普通女子。她们往来穿梭于泰安路家中的日子，真是一段缤纷的日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郑农。我但凡能够活到六十岁朝上，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像她，身材除外。她又高又胖，一年四季穿松身宽长旗袍，两边均有插袋，这一专属装束其实除了领子之外根本失去了旗袍的意义。冬天她只穿裘皮外套。我第一次见她是2001年和公公、桂未明一道去澳门，返程折去广州，探大姨妈苏娥一家和公公的许多老友，其中有郑农。
她八十多了，有丈夫和一个女儿，女儿是和前夫生的。依我的习惯，她要我叫她名字，她丈夫是上海人陈先生。在一众老友聚会的时候，郑农夫妇总是拉我到另外一间小房间抽烟。“不要和他们老人家在一起，我们玩我们的。”这是她的口头禅。她是一个玩家，每天雷打不动要过十六圈麻将，最高赌资在六千块，超过这个数字就收手。有一阵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交了一个大牌明星男朋友，跑来上海审我，条件是带她一起玩。我辟谣半天，最终发现她不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而是真的贪玩。
她和公公的感情非常好。当面都是玩笑话，背后真情实感地说好话——这是我理解的“好朋友”的最高境界。我们在她家做客的时候，她端出一桌子的菜，对公公说：“杜宣啊，你年纪大了，不要那么好吃，我们家这些菜平时不摆出来，有客人才拿出来做做样子的，只能看看，你不要真的不客气都吃了。”后来她和战争年代失散去了台湾的前夫重遇，一道来上海做客，我们去卫乐园边上的小馆子吃饭，前夫易先生百感交集，当时就哭了，她大大咧咧地说：“失散了好，要不是我们失散了，你怎么讨得到比女儿还年轻的女人做老婆呢，真的要恭喜的。”公公私底下说，这种在场面上嘻嘻哈哈的女人，多半是一个心思敏感细密、把日子活透了的女人。
公公得了癌症后她来看过他两次，都是冷天。她珠光宝气地坐在医院里，满堂生辉。公公说，郑农确实长得不好看，穿得好。郑农说，哎哟，你生病还说我坏话喏。她的嗓子有点哑哑的，出门一直攥着我的手。
类似这样活色生香的女人，我还见过一个，就是红线女。第一次在文艺活动中心约她吃饭的时候，公公遣我出门接她，我说她什么样？公公说，戴大墨镜拿长柄伞，王家卫电影样。后见，果然特征明显。自然，她还有浑自天然的名伶艳光。公公说笑，这是一个出了名的刁蛮公主任性女子，粤地父母官上任之初，一定会被关照：伺候好红线女，无他。关于她的任性，此后也一一应验。比如她习惯把“杜宣”写为“杜萱”，把“桂未明”叫做“桂未来”，无论公公多少次说“邝健廉你以后写信不许再写草头”。
也许是树大招风，她家常常遭窃，自己也曾受到皮肉伤，听说我们家的狼狗厉害，执意要看。看狗的那天家中如临大敌，孩子们在门口一 字排开，叫她“邝阿姨”。她从小车上下来，踩着一双戏台上才见得到的缎面绒球绣花鞋，大红加玫红，一路碎步进来，径直到花园，嘴里说：“大狗呢？大狗呢……啊！啊！不要让它进来！”
大狗听到动静，已经伸着舌头端坐在落地窗门外。她一见，吓着，“这么大一条狗啊！”话音未落，身随音动，已然飘到大门口。“杜宣，我走了，桂未来，再见，这么多孩子，你是老五还是老六……”前后没有五分钟。
很久以后，家中还收到她的来信，信封上写“杜萱”，我们都笑了。
使公公真正敬佩的女子不多，钟耀美是其中一位。初时见她，在昆明，一个瘦弱如枣的老太太，和公公说话，却会脸红。我诧异着她的容貌和姿态都是平平，不像公公历来交往的女朋友的惯常做派。那些“她”都是同龄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惟钟耀美看上去不是。
她带着女儿，领我们去吃过桥米线，又随我们回酒店继续聊天。我中间另约了朋友出去逛街，没有持续和他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