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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你挤我拥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挂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r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所及超不过一米以外。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强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产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楼梯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罗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嵇，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梗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和小嵇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嵇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嵇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邓小平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拼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鳞的带鱼，那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
那以后，程坚果然隔三差五地送菜来，而且公安局果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大约是来我们家却唯一没有遭到传讯的人。
更让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一次我最终没有参加的萧山聚会。那次聚会的发起人是小林和陈兄，其他大多也都是参加四明山那次笔会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着胆子来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听我的情况。因为四明山笔会时我和小林住一间屋子，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记得当时虽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点点绽开出美丽的映山红，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径中长时间的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散步不是我们的目的，而离开压抑的城市，来到这犹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没有政治硝烟的大自然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我从哥哥那里看到并抄录的“总理遗言”逐字逐句背给小林听，但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所背诵的“总理遗言”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笔会结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联系，鼓励我写东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触频繁，公安局也对小林进行了传讯。小林觉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来，但她又不放心我，所以想了一个主意，搞个四明山笔会的部分作者聚会，聚会放在陈兄家，因为他家在萧山，那时候杭州人的概念萧山就是乡下了，大家心理上觉得乡下比较安全。他们煮了一只鸭子，然后让小嵇来叫我，说大家都在萧山等我吃鸭子。
我知道那年头上面对聚会比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连累大家，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参加那次萧山聚会，但没吃成的那个鸭子带给我的想望和温情却让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就在张强托他爸打听消息迟迟未果的时候，我父亲、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一行七人，已经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国总工会对面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绘中，那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院子里长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凹字型的一溜房子很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对着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门，每扇门的上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纸从外面给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刚可以容纳一只眼睛。哥哥说，很长时间他都无法适应这个小洞里常常会突然冒出来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当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时，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里门的上端一盏一百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