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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945年3月25日）
从报道看，马歇尔最初的中国之行，似乎进展顺利。马歇尔的军事调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体成果。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出席签署停战协定仪式。当张群代表国民党在协定上签字时，马歇尔与周恩来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注视张群的笔尖移动。一张三人的合影，留下维系和平的这一瞬间——美国介入国共冲突扮演调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时刻。
新年伊始的乐观，中共与美方人士关系的融洽，在费正清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佐证：
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庆的中共代表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为美国新闻处安排了两桌酒席。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酒过三巡，我们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来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叶剑英拿着筷子，在桌边和杯子上敲起了节拍。几次祝酒干杯之后，他们唱起了延安歌曲，我们也唱起情绪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歌——现在的音乐有些过于甜蜜、过于轻柔，或者说过于伤感了。周夫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显得非常简朴，非常迷人。（《费正清自传》，第378页）
据《马歇尔传》所述，刚到中国的马歇尔曾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特别是中共方面人士，与这位当年极力支持过史迪威的人关系颇为融洽。更为重要的，马歇尔得到了中共希望与美国交往的信息：
马歇尔应双方请求，动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个全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禁例和各种规定类似我们（美国）的民主体系下的军队，然而又是适合于中国，针对中国各地军阀的威胁和地方官员的不稳状态的。”经过同国民党的几次会谈后，他们同意马歇尔拿这个计划去同周恩来讨论。周飞往延安请示，回来报告说毛泽东准备在过渡阶段根据宪法同国民党合作。他又说他的党虽是社会主义的，但认识到目前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此刻应该实行美国模式的政治体系。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说“要把美国的政治体系、科学和工业化介绍过来，要把自由个体经济规划下的土地改革介绍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的繁荣与和平。”据周说，毛深信马歇尔是公正的，愿意同美国的方案合作。当问到有消息说毛要访问俄国时，周笑着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传》，第98页）
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尚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马歇尔抵达重庆十九天后，政府和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六个星期后。他们签订了整编军队的正式条款（在十八个月内从三百个师缩减至六十个师）。但是，没有任何人比特使更能明白，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意义上的原则性条约，如果不能在低层次的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将毫无意义。他推动落实在北平建立军调部的想法，由它派出政府、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调查组，负责监督停战的落实。
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福园，飞往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寒冷笼罩的华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十座城镇，在一连串的考察、欢迎仪式和十五次宴会中忙得团团转。（《时代》，1945年3月25日）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马歇尔成了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5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保住中国的胜利。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要求美国的关于中国的政策：一个强大、独立、统一、民主的国家。这一迫切的普遍要求，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妥协，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一个机会来启动政治重建的机器。但中国需要国外帮助——一个伟大朋友的指导、沟通、信心，不应是破坏中国人独立的代价。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目前已决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