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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伦敦的中共代表邓发，邓发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由此可见，中共领衲们已经在预想着如何扮演未来外交的角色了。
从邓发那里，顾维钧率先知道了重庆谈判将会取得成功的消息：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因素。邓发，中国共产党出席巴黎职工大会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从重庆到达伦敦。他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据邓说，毛要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庆会谈会成功，中国的团结将得到维护，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宽心。显然．他们注意到，我有促进团结的愿望，特别是他们听到我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我对邓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们的消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外国友人在内，都渴望看到我们的统一、民主和繁荣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建设好，以便能够面对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作为一个主要强国作出充分的贡献。
10月11日，重庆宣布国民党一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611页）
一切却变为虚幻。尽管《双十协定》签署，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摩擦仍不时发生，内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如同抗战期间一样，美国又一次出面了，试图如抗战期间一样发挥其左右国际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已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中国；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处在绝对劣势；1945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机。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试图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美国，这一次，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对华政策紊乱所致，他当即宣布辞任。（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年多以前，赫尔利事先未予通报突然飞抵延安访问，引起爆炸性轰动；这一次，他又表现出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极具爆炸性地把美国与中国内战危机的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二天，11月28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马歇尔，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两天前——11月26日，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刚刚辞去军职回到家乡，准备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鲁门和不少美国人看来，包括《时代》在内，马歇尔也许是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选。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命，杜鲁门显然不是匆忙间做出的草率选择。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临危受命：
马歇尔刚刚享受退休生活，就被华盛顿召回去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园里快乐地修剪树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时，杜鲁门总统打来电话，因受到暴躁的赫尔利大使辞职的困扰和巨大压力，总统问，将军能否暂停其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国去从事一项紧急工作？将军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还有一半未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庆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地方。（《时代》，1946年3月25日）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他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东欧，美国的影响已经结束。被占领的德国，陷入四大强国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得不度过了为时一年混乱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甚至美－英关系，也因为英国偿还贷款事宜而争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为华盛顿的对立面；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民，正在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已明显是在与他们的统治者合作；俄国的力量增强了，但以上情况的产生，并不都与莫斯科有关。
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表现出坚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只能得出幻想破灭的结论，即美国民主不是一种可供出口的商品。
马歇尔极为关注这一危机。去年十月，在辞去军事首脑职务后的告别演讲中，他问道：“难道我们要逃避胜利的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要把这次大战前弥漫着的国际间的不信任．重新又请出来？”对自己提出的热情洋溢的问题，他作出响亮回答：“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胜利……”（《时代》，1945年3月25日）
马歇尔走来了。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阅读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摘要。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整理者是曾任《时代》驻中缅印、南太平洋和欧洲等战区的记者詹姆斯·谢普利。征得卢斯同意，谢普利这一次与马歇尔同行，并担任新闻秘书和写作组成员。这是《时代》与马歇尔中国使命的一个特殊关联。
马歇尔希望“不能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美国的影响力和民主扩大到远东，可是，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最终将证明他的一切想法与努力，不过是浪费。
六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又如何打开？
马歇尔抵达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庆，在那里负责主持国共之间的军事停战会谈。
1946年正在走来。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全面内战无法遏制地爆发。国共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已经延续二十多年，到这一年走到了最后摊牌、全面较量的时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即将失败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则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是1946年拉开了时代更迭的序
在这种关键时刻，马歇尔走进了中国。“他面临着考验”——《时代》说得不错。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工作程序：
实验的考验是关于军事停战的会谈。会谈时，马歇尔特使担任主席和调解者。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将军．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第一号谈判高手：他的右边是张群将军，政府方面思想进步的四川省省长。关于军队重建的会议期间，这一安排略有变化，随后马歇尔只作为顾问入座，周将军代表共产党发言，曾担任过蒋介石委员长助手的张治中将军替代为政府代表。（《时代》，1945年3月25日）
在《时代》记者的笔下，马歇尔有时表现得十分从容，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呈现出当年历史动荡的另外一面：
在谈判期间，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庆陡峭的台阶。有时，他还会驱车前往梯田，在那里，一个远离自己土地的乡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开始仔细琢磨一天来的进展。穿着拖鞋、睡袍，他坐在书房兼卧室里的书桌前，两张马歇尔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着他。然后，他向华盛顿起草报告。
一天晚上，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时，他发现了一段文字对他的实验有帮助。第二天，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与会人员，都拿到了一份翻译好的文字，前面还有他写的一个短序：“下面是向制订宪法的制宪会议所做的演讲。演讲者是富兰克林，当时他已有八十二岁。”
“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