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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眼礞咙地快速翻阅黄页急报：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条款……但可以理解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这……”
句子就在这里中断了。这是非正式的文件，只是铃木贯太郎首相在七点三十五分（杜鲁门的时间）在东京电台发表的讲话，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军收听到，再以电报发回华盛顿。总统尚不能与盟国正式讨论，或者予以答复，但是可以与某些人商量。总统想和人谈谈，于是，他立即召集四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将军、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杜鲁门要他们赶快来。贝尔纳斯欣喜若狂，几乎一溜儿小跑穿过大厅，跑进总统办公室。半个小时后他们离去。富莱斯特尔亢奋而抱有信心。他告诉记者，三十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错了 （《时代》，1945年8月20日）
富莱斯特尔是错了，记者们没有很快得到确切消息。因为对日本的乞降照会中提出的“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条件，盟国之间需要沟通，协调立场，再予以正式回复。《时代》写道：
同样的消息通过日、欧之间不确定的电台渠道，以外交电文的方式发往全世界。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典（转达给俄国和英国），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士（转达给美国和中国）。当全世界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撼时，总统继续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个来访者，是负责参议院亚洲事务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lk Mansfield），随后，曼斯菲尔德感觉轻松地公开表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保证毫发无损地允许“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杜鲁门与其他来访者讨论局势。一天结束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倾向于不再对天皇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总统曾明确地称天皇为“那个杂种”）。
有一种力量对杜鲁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依他当前所见，只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个角落的所有日本军队，下达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总统的一些顾问权衡再三，认为出于这一考虑，既然别无他人．那么对天皇最好是不予伤害地保留下来。总统考虑的是别的方式：天皇必须向胜利者明确无误地低头。（《时代》，1945年8月20日）
从咒骂裕仁天皇为“那个杂种”，到决定保留天皇的地位，杜鲁门的态度发生了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自己回忆说：
史汀生部长过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对我们有利。现在他坚持同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拥护的、唯一的权威象征。李海海军上将也提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理由，我们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议。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于我们是否应接受次于毫不含糊的投降声明的任何东西，表示没有把握。他辩论说，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下午二时，内阁开会，我向他们宣读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着贝尔纳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复的草稿，并指出我们用什么程序征求盟国的赞同。我们向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同样的电报。在每一份电报中我们都指示我们的大使立刻把电报送交收报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发出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但声明：“附有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要求。”我们的立场如下：“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这里，虽然强调了天皇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的原则，但也基本同意了口本保留天皇的要求。法西斯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不同因之体现出来。纳粹德国的战败是以希特勒的自杀为标志，报道这一事件的《时代》，其封面人物是希特勒，他的画像上画上了一个红红的叉子。现在，日本战败了，却无人可作代表。难怪《时代》的封面选择了血红的太阳，上面画上的则是一个黑黑的叉子。
《时代》报道说，保留天皇的决定，曾引发了一片反对声：
在华盛顿的总统周围，以及世界各盟国，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在菲律宾，一位情绪激动的人喊道：“让他们保留他们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哈尔斯（Halsev）将军曾说过，他很想把裕仁吊起来，骑上他的白马穿过变为废墟的东京。当问他是否改变意见时，他大喊道：“绝不！”议员们也变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废黜”，一派主张“保留”。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
总统的压力相当大。国内的民众，海陆军的官兵，认为和平已经来临。他的一些最忠诚的顾问争论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根本不可行——显然不足以保证战后的和平。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和他都反对向天皇让步。英国的艾德礼不承担责任。只有斯大林的观点——如果有的话——赞同杜鲁门。（《时代》，1945年8月20日）
蒋介石的答复电报，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鲁门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来曾表示过的条件。（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不满也好，反对也好，盟国最终还是决定同意保留天皇。尽管有“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字样，而不是如日方所希望的保留天皇为“至高统治者”，但仔细琢磨仍会发现，实际上很难说日本一无所获。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把维护天皇国体作为最后的乞降条件，日方以特殊方式表现出狡黠与顽强。《时代》这一句说得好：“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不仅仅如此，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证明，围绕天皇废黜或保留的争论一时间最为世界关注，而日本拒绝使用“投降”一词，甚至对十几年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根本不予提及，如此更为重要的问题，则被人们默许了，忽略了，容忍了。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乞降并不像投降谈判，反倒更像在外交战场发动的一次攻势。
《真相》一书写到一个细节：
为了使贝尔纳斯的照会更合裕仁、陆军领导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与东乡外相讨论之后）和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有意对英文原本中几处关键词做了误译。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力应隶属于（又译为“须听从”——引者注）盟国最高统帅”，松本将“应隶属”翻译为“将受限于”。
这一更改可能有助于仍处于极其犹豫状态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了皇族。当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真相》，第378—379页）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此时正在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专门负责远东事务。他回忆说，当《中苏美英对日本照会的复文》于8月11日发出后，他和同事们忙于将这一信息尽快传递到日本本土：
战争愈临近终结而愈令人焦虑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协议的投降条件，但要保持天皇体制，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此与盟国协商，大家表示拒绝保留天皇体制的要求。这份答复于8月11日上午11时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隐瞒了谈判投降一事，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继续拖延战争。因此，战时情报局有责任向日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实真相和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贝尔纳斯的答复全文于上午8点29分从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以莫尔斯电码播出新闻电讯，并以短波无线电发布英语新闻，以及用日语通过短波从檀香山发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