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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对工人不仅敲骨吸髓地剥削，而且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侵犯和侮辱。棉纺厂老板凯斯勒在家里开下流舞会，竟强迫许多女工参加，把她们当成满足自己兽欲的工具。在这里，工人所受的残酷压迫几乎和古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正是在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百万富翁们过着极端奢华享乐的寄生生活。那些阔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成天无所事事，更是头脑空虚，作风庸俗，男的一味勾引有夫之妇，女的则以逗犬为乐，有时凑在一起就酗酒，开下流舞会，模仿下等动物的动作……正如维索茨基对他们所说：“烦腻是富人的通病……你们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因为你们什么都能有，什么都可以买到。你们除了玩外，什么都不与之相干。可是最疯狂的游戏到头来也不过是烦腻。”
总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拜倒在金钱脚下，而金钱又成为导致种种罪恶的根源。小说一个主人公说得很中肯：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穷人才能独立自主故名。又因后世称亮为龙川先生，亦名龙川学派。主张“事，就是最有钱的百万富翁也是没有独立自主的。一个享有一个卢布的人就是这个卢布的奴隶。……象克诺尔、布霍尔茨、莎亚、米勒和千百个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自己工厂的最可怜的奴隶，最没有独立自主的机器，别的什么也不是！”莱蒙特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和揭露这个黑暗社会中的生存竞争、阶级压迫、贫富不均、道德沦丧以及其他一切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表明他的观察是相当深刻敏锐的，小说在这方面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
可是莱蒙特看不到改变这个社会状况的根本出路。尽管小说创作的年代，正是罗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莱蒙特由于他的局限，不仅没有描写工人运动，他所刻画的无产阶级形象和群象也是不成功的。在他的笔下，这些深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者虽然有时表现了对老板的仇视和对雇佣劳动的厌恶，可是他们对压迫却较少反抗，在自己的同伴被机器砸死后，见到凶恶的工头，就象“一群被山雕吓坏了的小鸟一样”。象阿达姆·马利诺夫斯基这样的在妹妹被老板侮辱后，为了复仇，敢于和老板作拚死斗争的工人，在小说中为数不多。从这方面来说，莱蒙特的这部长篇和他早期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相比，是后退了。
在既对黑暗社会痛恨和不满，而又没有改变现状的根本办法的情况下，莱蒙特有时只好对社会邪恶采取回避的态度，从一些在他看来是品德善良的人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他所描写的老巴乌姆和尤焦·亚斯库尔斯基家中的友爱关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巴乌姆待人慷慨好施，对年幼的孙辈也很爱护，每当他回到家里，逗孩子们玩，就形成一种十分欢乐幸福的场面，他对博罗维耶茨基曾深有感触地说：“一年有这么一天，就不错了。在这一天里，可以把全世界的生意买卖和生活中的一切麻烦都忘掉，共享天伦之乐。”尤焦家里十分贫困，父亲经常失业，弟弟患了痨病，全靠他在马克斯·巴乌姆事务所里供职和母亲缝制衣裙出卖，或者当家庭教师挣几个钱维持生活。纯朴善良的尤焦每回到家，就把挣来的钱，一文不留地交给妈妈。对于患病的弟弟，兄弟姊妹都极为爱护。象这样生活虽然贫困，但充满了温暖和相亲相爱的社会下层的家庭，和上流社会一味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自私自利的阔富人家相比，在莱蒙特看来，显然一个是真、善、美，另一个是伪、恶、丑的象征。在这里表现了莱蒙特的人道主义思想观点。三
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也反映了作家的创作特色。莱蒙特所刻画的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不仅充分体现他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倾向，也大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典型意义。象布霍尔茨、莫雷茨和维尔切克这样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贪婪、高傲、狡诈、阴险和残酷无情的典型性格的人物无疑是莱蒙特鞭笞的对象。布霍尔茨这个罗兹数一数二的亿万富翁因为有钱的。参见“心理学”中的“弗洛伊德”。，他藐视一切，认为他的财富都是自己劳动所得，说什么是他养活了工人；他把工人看成畜生，可以任其驱使、宰杀，对于那些参加过罢工和革命的工人更是极端仇视。在他看来，世界上必然有一部分人象他这样可以穷奢极欲，高踞于亿万人之上，享尽人间的欢乐，也必然有一部分人一无所有，永远受压迫，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典型的世界观和生活逻辑，作者对这个资产者的心理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博罗维耶茨基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博罗维耶茨基从其根本立场来说，是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一边的，他很熟悉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最有资产阶级的处世经验，深深懂得在罗兹“这个欺骗和盗窃成风的地方，谁如果有一点和大家不同，他就别想存在下去”。他说：“生活的全部智慧，就在于适时地发怒、笑、生气和工作，甚至在于适时地退出生意买卖。”由于他精明能干，事事内行，又善于在布霍尔茨面前逢迎讨好，深得布霍尔茨的信任。有一次，当那个被机器砸死的工人的妻子来工厂要救济金时，见习生霍恩叫她去法院打官司，博罗维耶茨基便马上以撤他的职来威胁，并教训他说：“你是工厂里千百万齿轮中的一个，我们收你并不是要你在这儿办慈善事业，是要你干活。这儿需要一切都发挥最好的效用，照规矩办事和互相配合，可是你造成了混乱。”另一次，在博罗维耶茨基自己建厂时，脚手架倒下压伤了几个工人，安卡想将其中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接来家里治疗，博罗维耶茨基对她也进行了同样的讽刺和嘲弄。在生活作风上，博罗维耶茨基和其他的阔老板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从来没有爱过什么女人，却常背着楚克尔，勾引他的老婆；他对安卡和卡玛的态度，更是脚踏两只船，表里不一，充分表现了他庸俗的一面。在这一点上，莱蒙特真实地揭露了这个资产者的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表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
然而，博罗维耶茨基在许多方面又与德国和犹太资本家很不相同。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他认为应当重视产品的质量和买者的需求，必须改变罗兹外国企业家为了弁取高额利润，大量生产次品，欺骗消费者的倾向。他也不象德国资本家那样，在自己企业遇到亏损时，用火烧工厂去骗取保险公司的大量保险费。他对朋友讲信义和友爱，同背信弃义的莫雷茨适成对照。他对那些有求于他的穷苦人，或者因工厂事故死亡的工人的家属，有时也很热心帮助和照顾。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波兰资本家比犹太和德国资本家的品德作风在某种程度上要高尚些。在莱蒙特看来，罗兹工业的振兴，必须由波兰人来领导，因为在“这个欺骗和盗窃成风的地方”，只有少数的波兰资本家比较诚实、正直和富于友爱精神。在祖国沦亡的时候，莱蒙特出于对掠夺波兰财富的外国资本家的憎恨，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小说中象霍恩、维索茨基和安卡等人物，是作者热情歌颂的对象，是作者认为在这个黑暗社会中真正敢于和邪恶进行斗争，闪耀着人道主义理想光辉的人物。霍恩为人正直，他不仅在遇事不公时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在总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