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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支起身，孩子一样扑进杨同光的怀里。那一瞬间，杨同光突然记起了自己小时候扑进大妈怀里的感觉。他和养母之间，是在完成一个轮回……说真的，对他的人生，他刻骨铭心地后悔过，但对照顾大妈本身，他从不后悔。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他当一名中学教师，竟是如此困难……
那时候还是上午十点多，杨同光把安静下来的大妈放回床上，无事可做，想了想，就上学校图书室去了。
临近期末，进图书室的人一个也没有。杨同光抽出一本书来，坐在那里读。这是他喜欢的哲学书，可是他一行字也看不进去，文字走进他的眼里，可文字里的思想却躲藏在深处，不愿与他亲近，他只能看到张扬在空气里的叶片，看不到土地下的果实。
他把书放回去，又抽出一大叠装订起来的报纸，胡乱地翻看“旧闻”。
当他翻到那叠报纸的中间部位时，愣了一下，之后目光如炬——
一个小黑框内，写着这样的标题：《我国著名数学家×××去世》。
这×××就是杨同光就读上海那所大学里的老师。
这条消息发布的日期，已经是四个月前的事了……
二十天后，高考成绩下来了。结果，杨同光班上的数学成绩，不论是尖子生的高分数还是全班的平均分，整个新州市无出其右。这样一来，所有的传言都不攻自破。他依然住着那套房子，秋季开学时，依然教高中毕业班。可谁也没想到，杨同光却得了抑郁症，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而且常常忘事。那学期还没教到一半，他就明显表现出不能胜任毕业班教学的迹象了。又过了一个月，学校只好让他去教高一，然而，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往往是讲不到几句，就自责自罪，不是说自己对不起大妈，就是说自己对不起学校。
那学期结束，马校长不得不痛心疾首地做出决定：将杨同光“动态”回板凳山煤矿。
杨同光带着他的大妈回去了。矿上怎么安排他，那是矿上的事。
鉴于他对煤电一中的特殊贡献，学校让赵新华继续留下来。
此前有过这样的事情：夫妻俩一同被选上来，后来其中的某一个被“动态”掉了，闹得两人最终离婚。人们猜想，赵新华也会跟杨同光离婚的吧，她哪里受得了啊，一老一少，都是病人，都要她服侍！杨同光回去后，矿上暂时没让他登台讲课，闲置在家，生活上虽能自理，还能照顾大妈，但毕竟不利索——再说赵新华是那么虚荣的一个人。可是，当儿子在煤电一中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赵新华就主动要求回了矿山。那里才是她的家。
责任编辑 晓枫
题 字 李纯博
宣德炉纪事
母国政
方又琨第一次去逛鼓楼古董市场就被深深地迷住了
方又琨第一次随毕汉光去逛鼓楼一层的古董市场，便被深深地迷住了。
在幽暗高旷的古建筑里，那一间紧挨一间的小小店面，仿佛也熏染上一些古老的气息，令人肃然。店里货柜上、红木八仙桌上、花梨条案上陈列的那些陶罐、瓷瓶、铜佛、玉坠儿、木雕以及竖立在支架上的彩色大瓷盘，他都觉得美轮美奂，意趣横生。而且他还感到有一股幽幽的神秘气息缓缓地召唤着他，浸润着他。
那些被制成陶罐瓷瓶的陶土真是幸运！它们没有被铺垫在乡野的大道上，没有被铺垫在橘树林里，也没有被铺垫在操练场上，而是经过高手匠人的雕琢，烈火的冶炼，历史烟尘的熏炙，竟然幻化成精美的艺术品，在人世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多么奇妙！
他想触摸它们。他想占有它们。即便那些店铺的名字——什么奇珍阁呀、万宝阁呀、通古轩呀——俗气得很，也没能败坏他的兴致。后来他想，是一种念旧情怀吧？毕竟，自己五十岁了。
那时，毕汉光也刚刚涉足收藏，一知半解的，也许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但性格上的果决豪爽，使得他出手迅捷，不像方又琨后来结识的几个搞收藏的朋友，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犹犹豫豫，婆婆妈妈，一个乾隆朝的哥窑洗子，可以看上半年，最终被别人买走了。
那次，毕汉光花二百元买了一块八寸的龙泉窑盘子，又兴奋，又紧张，还神神秘秘的，像是捡了个“漏儿”。
他说，你看，这火石红！不够元，也够明了。
那是方又琨第一次听说“火石红”这个词儿。他想，真好听——火石红！
回到家里，毕汉光用消毒液清洗盘子时，盘足上橘红色的火石红无影无踪了，那盆清水像稀释了的橘子汁儿。毕汉光给他打电话，有点儿难堪，却笑嘻嘻的，妈妈的，我上当了。
这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
以后，方又琨就像着了迷似的，每逢节假日就跟毕汉光去鼓楼，去什刹海的荷花市场，连德胜门里后海边上一个很小的旧物市场也不放过。
搞收藏，他们都刚刚开始，都有很强烈的占有的冲动，看见一个青花笔筒，可爱；看见一个青瓷梅瓶，可爱；看见一个大将军罐，更可爱。每次出击，两人都有斩获。他们很快乐，戏称这叫“贼不走空”。
毕汉光开始读有关鉴定文物的书籍了，还找来一些印有古瓷精美图像的大画册。
方又琨也跟着买了一些，《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词典》《民间收藏指南》《青花瓷器鉴定》《古陶瓷收藏与鉴赏》《中国造型艺术词典》，都买了。
买回的当天，他随手翻翻，然后就摆在书柜里，并不认真阅读。
一则，没有时间。他在社科院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平日里业务需要的阅读量就很大。更主要的，他认为读书跟提高鉴别文物的眼力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差不多是两回事。
前几年，他的一位在杂志社当副主编的老同学请他临时帮忙去采访一位在琉璃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先生，他却不过情面，去了。
那位老人八十多岁，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博闻强记——书画陶瓷、古钱碑帖、玉器印章无一不通，尤善鉴定青铜器。据他的徒弟们说，无需上手，只需过目，师傅便能确定一件青铜器物的真伪，年代；倘若是清末或民国年间的仿品，师傅甚至能指出铸造那些真假难辨的器物的大师的名字。香港那边要是对哪件稀世之珍有所疑虑，也得来北京向师傅请教，或者把师傅接到香港去。在当今的古玩界，师傅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他知道，老人这些四五十岁的徒弟都是店员出身，初中毕业已算不错的，有的只上过小学。
他问老人，领导怎么不安排几个大学生给您当徒弟？
老人说，“文化大革命”前安排过，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后来都走了。
他问，为什么？
老人说，古玩行讲究的是见多识广。新中国以后，在市场上流通的古董比解放前少多了，他们见不着真东西，眼力就高不了。这行业，只读书不行。北京刚解放那会儿，大宅门都败落了，家里的好东西都被打小鼓儿的收了，好多东西流散到德胜门鬼市上、东晓市地摊儿上。康生、邓拓、吴晗、郭沫若常去地摊儿上搜罗，晚上就派车接我去他们家里帮助掌掌眼。别看郭沫若写过《青铜时代》，他买的假货最多！《青铜时代》里就有错儿。他的知识都是从前人书本里得来的，有的实物前人没见过，就写错了，他照着写，怎能不错！
一想起那次采访，他就懊悔不已。如果当时能向老人请教，哪怕记住十句八句，也会受益匪浅。可惜，当时他对古董毫无兴趣——要不是为了老同学，他根本不会去拜会那位在古玩界举足轻重的老人。
那期间，北京有项市政大工程——贯通从东到西的平安大道，掘土机把十多米深的生土翻了个个儿。
毕汉光说，平安大道上挖出了好多瓷片，有明朝的，有清朝的。那是实物，是教科书。咱们去捡点儿。
方又琨想起琉璃厂那位老人的话，欣然同意。
他们约好见面地点，晚饭后，骑自行车去了。
用不着他们自己去捡，挖土的外地民工已经知道北京有人喜欢从地下挖出的碎瓷片子，干活儿的时候已经捡出来，准备待价而沽了。
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简陋肮脏的工棚里钻进钻出，从民工的塑料袋里挑选大片的有纹饰的或者是有款识的瓷片。民工们虽然没有鉴别瓷片的知识，却摸准了急于寻找瓷片的人们的心理，他们常常狮子大开口，或者干脆概不零售，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