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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在家里挖药，打柴，这些山常爬的。后来生活没有办法，才跑到遵义挑煤巴去了。”大家激动不已，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谁也不注意的平平常常的孩子，今天解决了这样重大的问题。
难题解决了，参谋处下令，将全团指战员的绑腿都收集起来拧成粗绳，由云贵川带上山顶。这时，那个寡言少语的团长王开湘却望着杨成武说：
“老杨，上次泸定桥你在前面，这次翻山轮到我了！”
杨成武笑了笑，说：
“好，那我就在正面。”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迂回部队由团长率领，乘夜暗时，用骡子将部队送过对岸断崖之下，抓住李小猴系好的粗绳开始攀登；正面进攻部队，由二营六连担负。这个二营原是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是四方面军为了充实一方面军编入这个部队的。当夜，由二十名英勇果敢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在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的指挥下，准备从正面进攻。
入夜，为了麻痹敌人，正面进攻首先开始。他们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小桥反复冲击，由于敌人防守过严，冲击终未成功。至凌晨三时，还没有看到迂回部队发出的信号。杨成武瞪大眼睛望着北方的天空，真是心急如焚。直到拂晓前，才看见一红一绿的信号弹腾上了天空，接着宣布总攻开始。经过一场激战，终于在玫瑰色的晓色里占领了喇叭口的碉堡，随后进入纵深战斗。
腊子口打开了。部队于日出时通过腊子口继续北进。当人们越过那座极其平常的小桥，来到方形碉堡的下面，差不多每个人都停下脚步，发出一声声惊叹。因为在那不大的一块地面上，鲜血斑斑，手榴弹的木把儿堆了很厚一层。整个地面熏得乌黑。显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这些手榴弹是成束成捆丢下来的。人们带着惊讶、赞佩和自豪的神情穿越过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脚步走得更有力了。
毛泽东从这里经过时，也停下来了。他巡视着那险峻的地形和残酷搏战的遗迹，显出深深感动的神情。最后他指着那面高耸的断崖问：
“他们就是从这里攀登上去的吗？”
“是的。”跟随他的老参谋王柱说。
“听说，先上去的是一个苗族小鬼？”
“是的，您可能还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叫李小猴，记得在遵义的时候他到您那里去过。”
“是的，”警卫员小沈说，“是跟杜铁匠一起去的。”
毛泽东寻思了一番，说：
“是那个小黑孩吧？”
“对，对，就是他。”
毛泽东再次仰起头把那面壁立的险峻的断崖从上到下端相了一遍，惊叹道：
“真是难以想象！”
说过，又问：
“那个杜铁匠呢，我仿佛在过雪山时遇到过他。”
“听说，他已经牺牲在草地上了。”
毛泽东半晌无语，慨叹了一声：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英雄。不是他们，我们怎么能闯过这么多难关呢！”
说过，毛泽东和他的一行人，踩着血迹斑斑的焦黑的土地进入腊子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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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当腊子口枪声激烈的时候，在包座、班佑地区停留的右路军，已经遵奉张国焘的命令掉头南下，再一次回返到草地上了。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与上次过草地有很大不同。上次主要是夜间苦寒，难以抵挡，白天的太阳还颇为燥热；如今却是西风凛冽，太阳挂在天空只是一个银色的圆饼，连点热气也没有。草原的景色已不再是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而是黄草漫漫，草花俱已凋零，整个草地变得枯索、单调而严厉了。衣单被薄的红色战士们，在这种境遇中如何能够承受得住？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宿营的遗迹还宛然在目，不少的“人”字棚中还停留着冻饿而死的同志们的遗体，这些遗址既无法利用，遗体也无法掩埋。再加上这时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一、四方面军分开了？”“为什么刚说北进忽而南下？”这些问题得不到解释，整个部队在南进途中笼罩在一片迷惘之中。缺粮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已很费事。在这种绝境中，不消说更多的红色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了，永远留在荒烟漠漠的草地上。
与此同时，张国焘亲自率领的左路军，也从阿坝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转移。至月底两路军会合于松冈地区。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名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这天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脚木足寨子位于马尔康以西四十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不过几十户人家。大金川在山下打了一个圆圆的弯儿，寨子左首山涧还有一条小小的溪水倾注在大金川里。这个村寨最惹眼的就是那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公尺，颇象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相当大的喇嘛寺。这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素常不同的热烈气氛。
但是，如果进入殿堂内部，就使人感到异常沉闷。虽然祭神的长案上点了几盏酥油灯，对这个高大的殿堂来说还是太幽暗了。桌案前面喇嘛们跪着念经的蒲团上，坐满了五、六十名高级干部，奇怪的是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会议前那种活泼的窃窃私语。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下面坐的这些干部，由于雪山草地以及几个月来情绪上的折磨，一个个都瘦鬼似的；而唯独在桌子后面高高坐着的张国焘白白胖胖，堪与那些正襟危坐慈眉善目的神像比美。会场上唯一活跃的，怕就是年轻英俊的黄超了，他作为秘书长不时地跑到张国焘身边，咬着耳朵咕哝几句，随后又跑到这里那里指示一些什么。
会议总算开始了。张国焘干咳了两声，随后发表讲话。他仪态端庄，严肃，心事重重。他讲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今天更慢，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必须使每字每句都送到他面前的高级干部耳中。在他看来，这篇演说将来会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
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不仅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才终止了这种退却。但是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说到这里，他提高嗓门说：“南下是逃跑吗？不，南下才是终止战略撤退的反攻，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而那些中央领导人才是被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的所谓北进的方针，才是名符其实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最后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的罪恶行为！”说到这里他打着手势，以演说家的雄辩姿态说道：“我实话告诉同志们吧，那伙所谓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们不过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一些不可救药的‘左’倾空谈主义者。他们是因为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的；一旦革命发生了困难，他们就要悲观，逃跑，这是毫不奇怪的，我想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会场鸦雀无声，坐在蒲团上的高级干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竟象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都愣住了。
“同志们！”张国焘扫视了大家一眼，用一种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大家都会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名字叫考茨基。他曾经是第二国际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可惜后来他叛变了。他和他领导的第二国际叛变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这时怎么办呢？能够放弃革命吗？能够不革命吗？不，革命是不能因个别人的叛变而止步的。大家知道，这时，伟大的列宁及时地、义无返顾地成立了第三国际，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前进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全世界又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说到这里，张国焘显得双颊红润，眉飞色舞，望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想，这一段历史经验是我们应该好好领会的。大家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了，已经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同志们比我更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