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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头一回在现场听《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是曾在玛格丽特·隆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的青年钢琴家李坚。听着熟悉的旋律从李坚青春而富有弹性的手指间流泻，那一刻我竟激动得不能自持。我承认我依然喜欢它，我也承认它有点俗，心想俗就俗去吧，干吗不说自己喜欢老柴？
至于《悲怆》，更觉得它与生命有着某种贴切，它的旋律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层一层地剥离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一页一页地揭示着灵魂的幽深莫测，就像剖析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厚厚的图谱。其实，我始终不知道老柴想通过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他的音乐里得到了什么。
昨天的老柴（2）
这就是昨天的老柴。后来，那种刻骨的透彻与深奥，永远地和老柴的音乐融合在了一起，直到今天，我听老柴的时候还会怀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敬畏。
人间万象
恩师如父（1）
我只上过七年学，从小学到初中，教过我的老师大约有几十位。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几十年过去，教诲之恩未曾敢忘，老师们的姓名和音容笑貌，大多都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倪宝恕先生。
倪宝恕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如今已八十高龄。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任何一门课，我上初一时，他是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校长，说是他的学生，有点抬举自己。倪老师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司法机关工作了几年后转到教育口，先后在四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当时他大约四十岁出头，阅历丰富、学识渊博，雄心勃勃地打算把我们这所新建校发展成重点中学。倪老师不仅教学管理经验丰富，而且多才多艺，书法、篆刻、作曲、弹琴，几乎无所不通，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被他“发现”很偶然。我小时候读书不甚用功，听课不安生，作业做的也马虎。我上的是实验班，倪老师常来班上听课，注意到我在课堂上很活跃，却又心猿意马，便建议数学老师辅导我读点课外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不断从阅读中获得乐趣，还很快迷上数学，以后又把兴趣扩大到其他科目，从此读书渐渐上心，成绩突出，也逐步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倪老师十分高兴，还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过学习经验。
后来，他鼓励我要有一两门课程达到免修，争取提前毕业，考名牌大学。然而一年后，文革浩劫碾碎了他的理想，也埋葬了我的前程。从此师生各经磨砺，我再也没能回到学校读书。但他的赞赏和期待，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从他那里获得的自信，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流年似水，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再度相见，是在校庆三十年纪念会上。握手相认，我们都动了感情。倪老师说：“在我印象中你还是个孩子，转眼就人到中年了。”
先生的一句话不由使我忆起许多往事。上中学不久，有次我生病，被同学讹传为乙型脑炎，还传言说弄不好会变成傻子。倪老师听说后，立即和一位老师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看我，见了医生便焦急地问：“这孩子的病不会损伤脑子吧？”直到医生说只是重感冒，他才放下心来。还有一次，我的小学同学，一位考到另一所中学的男孩给我来了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在班上引起议论。那时候中学生男女之间界限森严，一封男生来信，足以坏掉一个女孩的名誉。倪老师听说后，特意到班上来和大家谈心，说男女同学之间应该有正常往来和友谊，不必多加议论，更不要小题大做。倪老师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处境，解除了我的心理负担，也使我建立了健康交友观。
离开学校以后，多次产生再见恩师的念头，又多次按耐住了这种欲望。一想起他曾经对我寄予过那样的厚望，他曾经那样期盼我有所作为，就十分犹豫起来，以我如今的平庸，如何见他呢？
然而，桃李天下、学生中名流辈出的倪老师，竟不介意学生不成气候。他说：“没有再上学；不是你的责任，后来的路，也不尽由你选择。只要努力了，不管成就如何，老师都会高兴，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于是我不能原谅自己想“混出个人样儿来让老师看”的那种虚荣。可以告慰的是，半生坎坷，多少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有人说，少年时如得到赏识，日后多半勤奋进取，这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吧？ 我的不肯堕落，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倪老师的激励。
再见恩师，转眼又是三年，这期间仅去过他家一次。那天他买了很多好吃的款待我，而我只坐了半小时就赶去加班了。后来又找他，是有事请他帮忙。倪老师退休后干起了律师本行，那时我正为单位草拟准备签约的合同，于是打电话讨教。倪老师特意邀来他的老友，一位经济律师一同出谋划策。当我如约来到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律师事务所时，远远看见倪老师早已在路边等候。听我谈了大致情况，他便建议留下材料，待和朋友研究后，写出书面意见。当时我因另约了一位朋友去前门办事，于是匆匆告辞。
恩师如父（2）
倪老师执意要送我。推辞不过，只好替他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我们沿着中山公园的红墙行至长安街，又信步到公园南门，几次劝他回去，他都不肯。阳光下，我发现他的步态已经有些迟缓，面相也显出苍老，不再是从前精力充沛的样子。
直到走过天安门，他才止步说，“你去吧，平常工作劳累，要注意身体。”
我走了。几番回首，他还在风地里站着，任衣襟随风抖动，像一面旗帜。
几天后在单位接到收发室电话，原来倪老师来过，送来一只盒子和一封信，改好的合同就装在信封里，盒内还有两块怪石——他知道我喜欢石头。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倪老师，那份合同，本当我自己去取的，劳您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您怎么不顺便到办公室坐坐呢？”
“你忙，我就不打扰了。合同送过去，怕耽误你用。”他平静而温和地回答。
我的心头一热。为了我的合同，这样冷的天，竟让一位古稀老人独自骑自行车从西城赶到东城。忽然想起那天去律师事务所走得匆忙，居然连一件小礼物也不曾带给他。
不久，他又通过收发室转送一包东西给我，里面是一本精心装裱的文册、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连忙拆开信看，倪老师写道，文章他已一一读过，有的还点评了。他说：“每次看到你的文章，心里都非常高兴，有时间可要多写啊。”又说，“印刻得不好，久不动刀，手生了。以后有好石头，另刻一方送你。”打开文册，竟是我发表过的一些文章，那枚光洁润泽的印章，用篆字镌刻着我的名字。丈夫见我捧着信、文册和印章发呆，便凑过去看，良久才说：“你的老师对你真好啊。”
写到这里，想起又是好久没见倪老师了，总说忙，电话都很少打，偶尔写一封信，谈得最多的也是自己。于是匆匆挂通一个电话，方知倪老师依然在忙，他正应一家杂志之约撰写关于素质教育的文章，听到是我，格外高兴。我知道他最愿意听到学生的消息。记起他曾在一封信中说到某位做了名人的学生，小时候也是花了他许多心血的，如今成了气候，似乎业已不记得自己的老师。那封信写得很伤感，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失望。
师生如父子（女）。老师于学生，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如果学生有了名气，便可以不屑他的老师，还不如宁做无名之辈。但愿天下做学生的，不管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都不要忘记毕生教书育人、盼望学生前程锦绣，自己却嗅一辈子粉笔沫的老师。
尽管少年时代的理想已经褪色，但我如今依然在奋力拚搏，哪怕仅仅是为了回报恩师。
隔席看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来电话，邀请我和先生参加一个陕西乡党的聚会，祝贺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地点在西单六部口附近的一家饺子馆，老板也是陕西人。
我不是陕西人，可我在陕西呆的时间比许多正宗陕西人还长。正因如此，使我很难摆脱那种黄土情结，就把自己当成老陕了。我们到时，包间已被占据了“半壁江山”。不知道闯京城的陕西老乡究竟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