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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我为什么下乡（2）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1）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