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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体战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由于民族矛盾上升而发生分化，分成左、中、右三派。左派在抗日爱国上与共产党有共同语言，右派虽然也有赞成抗日的一面，但坚持反共立场不变，所以毛泽东称其为反共顽固派。中派处于两者之间，应当争取，左派更不用说，是共产党应该团结也可以团结的对象。问题是右派。毛泽东用团结争取左派和中间派的办法孤立了右派。但右“派还存在，还在不断地反共溶共。怎样对付这样一帮反共顽固派？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联合和斗争的关系都十分微妙。对顽固派无疑必须团结，因为他们也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团结就有可能使他们脱离统一战线，投到民族敌人的怀抱。但是顽固派又有其反共的一面，如果共产党为了维持和他们的统战关系而一味退让，就会被他们同化、吃掉。因此又有斗争的必要。如果斗争得不当，又会导致统一战线分裂。怎样斗争才算得当呢？毛泽东采取了三条原则：一是自卫原则。斗要斗得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打到头上，不能不给予有力还击，但是也不可无缘无故去进攻人家，输掉理由。输掉理由，在政治上就陷入被动，就被视为破坏了统一战线。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得对我们有利，决不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天天打，到处打，打又打不出个名堂，空耗精力而又不足以服敌。只选择最反动、最不可忍的打，而一打就打个痛快，让他知道厉害，不再敢轻易冒犯。三是休战原则。不要无休止地斗下去，要有所节制。当顽固派的进攻被我们打退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并且主动地与他们讲团结，表示友好和大度，以便巩固斗争的成果。
1？8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被推上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办？显然，共产党的军队不宜到正面战场。正面场战要打阵地战，这不是共产党军队的优势。但老是呆在西北一隅也不是办法，那样消灭不了多少日军，共产党的力量也无法发展壮大。毛泽东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战场，在那里既能有效地抗日，又能有效地发展自己。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
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当日本人把国民党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那里很快就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毛泽东把进军的利剑插向这些地方，又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避实击虚。这些地方是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正是共产党军队发挥其传统战术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的理想之地。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我军在侧翼和后方包抄游击，毛泽东说，这样将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①这些地方还有广大深受外敌奴役、充满抗日怒火的人民群众。共产党来到这些地方，好比十年内战时期来到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战略，可以把抗日和兴共，把目前的民族斗争与将来的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类：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所谓敌占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敌占区只能开展地下斗争。游击区则是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军民同仇敌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这样的地区随着敌人的被消灭，人民力量的逐步壮大，就会由游击区过渡到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就是后来的解放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远离大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所以毛泽东的敌后抗日战争，等于是把原来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向着它要包围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的时候，毛泽东已把人马布置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387页。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干得有声有色，根据地的人、兵、枪越来越多，地盘和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很快意识到毛泽东的崛起将成为他主宰中国的大患，但是他连续四次发动的围剿都失败了。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和革命引人歧途。但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党中央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远在江苏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只是消极地参加李立三从上海发动的城市攻势，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苏区的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越来越高，而来自上头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毛绎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他，他亲手创造的一切都落到李德和博古手里。后来还有人要他去苏联“治病”，不让他参加长征。长征开始前有人给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许多与他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上，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留在苏区的特许证。毛泽东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连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他另眼相看。索尔兹伯里说，“假如1934年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
①毛泽东没有去苏联养病，也没有躺下来叹气，而是静观形势的发展。王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在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红军左冲右突，老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之战，死伤过半，形势已经恶化到危及整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后来到了延安，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为什么不早点进行？那样可以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损失。”毛泽东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已经看出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就和他们进行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将对革命不利。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会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两年前，当上级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湘江惨败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血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还是毛泽东正确，处在生死关头的红军指战员和党的干部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毛泽东活跃起来了。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向错误路线发起了反攻。他躺在担架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像李德和博古那样固执。玉稼祥当时也躺在担架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张闻天是个宽厚的理论家，当时根本提不出什么可以挽救全局的好办法。毛泽东不停地同这两个人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当然这三个人中最有办法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运用他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