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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那座山脉的又一个孤独的狩猎者。那座坐东朝西的孤坟，就这样把父亲的生命与古旧的老屋断开了，父亲在入住那个新家之后，那支曾经让山虎和野猪恐惧、躲避过的猎枪，不知还能否继续射杀博南山上此起彼伏的蛐蛐的鸣叫和青鸟的歌唱？
我该如何记述我的父亲呢，父亲走时仅与儿子一江之隔啊，博南山的密林就成了我与父亲挥手作别时举在风中摇动的臂膀，澜沧江的涛声就成为我与父亲隔岸话别的最后语句。据后来家里人的陈述，父亲在弥留之际，是喊着我的名字停止心脏跳动的，只是因为生命极其虚弱，蠕动的嘴唇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作为儿子，我最清楚父亲了，父亲最后把对儿子的所有寄托，像烤酒时候烧的麻栗柴一样，统统塞进内心的灶膛里，以无声的燃烧表达对远方长子的期待。
父亲在世时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轻易让当兵的儿子知道家里的许多大小轻重之事。“不说”，成为父亲经年累月处理父子关系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就像一道稳固的精神之墙，在墙体的构成要素里充满了父辈忍辱负重的特殊之爱。我是这样理解父亲的：没有任何裙带瓜葛和大树荫护的儿子，需稳定情绪，集中精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把军装穿得像村口的那棵根深叶茂的大青树，成为村里一道百年不变的标志和风景。那么，我真的能成为父亲心中那棵完全可以炫耀家世和村史的大树吗？
奶奶病逝的时候，我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奶奶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条乳汁来源，我已记事还恬不知耻地挂在奶奶干瘪的乳头上。后来想起这种滑稽的恋乳情结，就会脸红心跳，觉得自己很不像话。最让我难忘的是那次与奶奶一起讨论关于奶水的来源问题，对话的内容一直缠绕着我长长短短的梦境，那是让我感到羞耻而且又振奋的人生场景。我说，奶奶的奶水是从后背流来的，翻过奶奶的双肩才到达乳房。奶奶却说不对，水是翻不过高山的，奶水是从肚子里冒上来的，就像寨子中间那个不断冒着清水的老井，世世代代不会干涸。我绝对相信奶奶的“往上冒”理论，之后，只要去挑水或者路过老井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那个动感而慈祥的老井。
暂且不论我到了五六岁还吸奶，是在奶奶面前撒娇形成的不良习惯，还是作为奶奶的大孙子，享受的一种特殊待遇。我坚持认为自己与奶奶的个人感情真的是从乳房开始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乳汁灌溉的枝苗肥壮吧？所以，奶奶去世对我的生命历程来说，是件再大不过的事件了，可父亲也是完全办理好奶奶的后事，才含泪告诉我奶奶去世的消息的。他说，只要你在部队好好工作，做出像像样样的成绩来，你奶奶在那边看着了也会很高兴的。父亲说的也在理，可是我个人就不这么认为了，我为此写了封长信给父亲，第一次指责了父亲隐瞒之错，历数奶奶对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关爱之情和抚养之恩，还说了我爱奶奶胜过爱父亲本人这样的话。稀里哗啦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愤，我居然忘了自己是父亲的儿子，父亲就这样在儿子莫名其妙的尖锐指责里，为“不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父亲走的那天傍晚，我正好在职责规定的岗位上值着班。父亲的心思，儿子知道啊，临终也不能让儿子分心走神。我是轻呼着父亲走在奔丧路上的，赶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睡在油漆发亮的寿木里，不再会喊儿子的乳名了。悼念的人群用泪水和哭声，把静睡之中的父亲围得水泄不通。我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外围，没有喊也没有哭，我怕父亲知道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擅自赶回去为他送行，他会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儿子。
世界上写父母的作品实在是数不胜数，好的文章也是不计其数。有的时候，父亲是一个背影；有的时候，父亲是一行足迹；有的时候，父亲是一束目光……今天我笔下的父亲呢？
我写作一向是蜗牛走路，过分地不慌不忙从容不迫，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我居然会十天半月磨不出来，也会在几句短诗的形成中，优柔寡断，无所适从。父亲走了两个多月了，我还在这篇并不算长的散文里磨蹭着，好像摸不着头脑，理不清思路。在父亲对儿子什么都隐瞒不说的举动里，我是不是真的找准了父亲爱儿子的独辟蹊径或者是特殊方式了呢？父亲走了，我才想起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应该问问他的，可现在我问谁去呢，父亲扛着猎枪隐入十万大山里去了。走那么远做什么呀？我猜想他是去楚雄州禄丰县的恐龙山追撵和寻找消失了的恐龙的吧，就像父亲当年作为地质队员在整个滇西的山水问寻矿探宝一般。
发现父亲的食道癌已经是晚期了。面对咽不进食物而迅速消瘦的躯体，我才体会到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的无可奈何。父亲是一个开朗得很少有阴天的老人，却突然荫翳压顶而轰然倾倒在秋季的金黄色调之中，父亲没有能够吃上秋天的新米就背上猎枪倔犟地去了。当然，就是新米满箩满仓又怎么样呢，父亲一生钟爱粮食，最后却失去了咽下食物的能力，不能进食的父亲是被活活饿死了的。我通过各种渠道带回去的瓶装盒装营养品，最后成为虚情假意的花花绿绿的孝心，搁置在老屋的不同位置上带着愤然的表情嘲笑着我。在部队医院工作而且任了一官半职的儿子，尽管带父亲到昆明的红十字医院安放了食道支架，做了健康的最后赌博和孝心的百米冲刺，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父亲背负的癌魔摘下来，扔进澜沧江里去喂那些不挑嘴的江鱼。
如今从头想来，我觉得父亲突发病情，有着两个致命原因，那是父亲一生遭遇灾难最集中的年头。2005年7月的一天，照例放牛放羊的父亲，按平日的时段和规矩，按部就班地把厩里能够吆上山的牛马牲口，都一头一匹不剩地赶上山了。牧场一如既往，牛羊还是那一些，澜沧江畔的白云悠闲得让人会无缘无故地生出浓浓的睡意来，父亲在从全额劳动力退居到做牛羊“教官”的“雅位”之后，一干就是十余年，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顾头又要顾尾的“主角”。过去拉
扯我们兄弟姊妹六人长大成人时，就是这样的，后来呼唤牛吆喝羊时，无疑又是这样的倾心。一次前所未有的被袭击是这样遭遇的，那天下午，父亲把散开的牛羊收围在一起，正准备凯旋而归结束一天的牧人生活的时候，不知是牛呢还是羊或是骡马，碰到并惹怒了一窝倒挂在黄泡刺上的狐狸蜂，追击得牲畜们满山满洼满地跑啊，最后蜂群把气撒在了直立行走的父亲身上，只见父亲就地一倒便往低处滚去。按照多年对付狐狸蜂的经验，父亲被蜂群袭击后的处置是非常得法的，问题是父亲的就地滚不但没有避开蜂群穷追不舍的进攻，还恰恰不偏不斜地滚入了狐狸蜂的老巢里去了。
父亲磕磕碰碰的一生，数滚入狐狸蜂的老巢这次，算是最背运的典范以及最不可洗清的耻辱。在无人相帮的情况下，父亲用四肢着地以极其惊人的毅力悲壮地爬着回家。当我的侄儿也就是父亲的长孙，见到此状并背着肿得面目全非的爷爷赶到乡卫生院时，医生们惊诧得失去了判断该如何下药治疗的勇气，父亲的遭遇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的信心，只有异口同声地建议我家人叫永平县医院出救护车接诊。父亲的神奇和决心，这个时候凸现出来了，父亲坚决地不容商量地摇着变形的头颅，阻止了医生的转送决定。医生们后来坦白，当时真的是当作了一次死马当活马医的被动行为。医生们在为我父亲打针喂药的一整套急救过程中，忙而不乱，快中求稳，一个个像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实施抢救的缝隙里，他们电话询问并求助上一级的专家名医，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清晰可辨：一个被狐狸蜂蜇两百多嘴的人，解放以来都是没有听说过的，这是史无前例的啊，你们尽力就是。一种特有的无奈和惊诧。依然在专家名医的话语里巨浪般奔涌着，父亲命断黄蜂看来是注定成为事实了。然而，父亲却在被狐狸蜂蜇一口都会丢命的现实面前，与两百多只狐狸蜂的剧毒抗争着，用无可辩驳的生命张力，把自己的生命从万丈绝崖上拽了回来。父亲在与蜂毒你死我活拼杀的时候，家里人没有告诉我，我一无所知。在第二天父亲开始清醒以后，家里请示父亲是不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又坚决地阻止了家里人为我通风报信的请求：不能让小海（我的乳名）知道。父亲啊，我的父亲，你到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