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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他把酒碗往地下一摔，砸得粉碎。他的老婆出来，一声不响地把碎片扫了。
“再说……”老陶眯着眼睛看着金秀，“我也舍不得老婆。” 金秀说：“听说红军不准喝酒……” “不去，不去！”老陶说完，就睡下了。
14
陶正发在年轻的时候，他每次进山，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的时候。他猎取野物，大到野猪、麂子，小到兔子、破脸狗，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后来森林逐渐缩小，野物就越来越少了，他也年纪越来越大，就很少到森林里去了，用他的话来说，猎枪都快要生锈了，这一天进山打猎，完全是给他女儿的老师覃家相和我这个远方的不速之客面子。
尽管我们放弃了猎取一只怀孕的麂子，尽管因为这一放弃令人垂头丧气，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往回走，我知道覃家相不愿让我扫兴，老陶也记挂着今天晚上的下酒菜。
“总不能让我吹葫芦笙给你们下酒，总得打到点什么……”老陶嘟哝着。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树冠之上的高天，不知什么时候，万里无云的天空已经铺了一层薄薄的棉絮似的云彩，太阳依然明亮，但不像中午那样地刺眼了。被阳光晒热乎了的晚霭，像大地母亲慈爱的温暖的怀抱，她将每一个活着的动物，每一株树，以及每一棵小草揽在怀里，抚慰它们，然后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把它们送进梦乡……
“把枪给我！”覃家相说。
我非常乐意地把枪给了他，我觉得自己承担不了一定要打着一点什么的重任，尽管是和老陶一起承担。
覃家相换了一个地方，同样地在一株大树下蹲了下来。这个地方是一小片林中的浅草地，这片草地一直铺展到一个缓坡上去，缓坡上面又是密密的树林。
老陶却仍然守在那个地方，把枪抱在怀里，背靠着大树，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背负着夕辉的鸟儿们，在树林间盘旋着，在寻找自己的夜宿之巢，有的鸟儿不时像飞机似的俯冲下来。在草地上觅食最后的晚餐。一阵轻风吹过，草地就像水面一样，掀起一片鳞浪。我忽然发现一个灰色的东西在草里动了一下，还没来得及提醒覃家相，他的枪已经响了。那东西好像发出了一声哀鸣，随即翻到草面上来，原来是一只灰色的野兔，它并没有被打死，跳起来，向前奔去。我，覃家相，还有老陶拔腿就追。野兔在草地上同我们周旋了大约几秒钟时间，连跑带跳地逃进树林里，不见了。但是我们在草地上发现了它的血迹，像细碎的落花似的，撒在绿色的草叶上，这些血迹把我们带到了它的藏身之所。可是正当我们悄悄地走近它，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捕获它的时候，它忽然一跃而起，向森林的深处逃去。它在草丛中，茂密的树林里如鱼游水地奔逃，我们则在后面紧追不舍。我跑在最前面，口里像覃家相第一次参加战斗那样，“哦，哦”地吼叫着，有好几次，我都几乎抓到了它，但由于它灵活，都从我的手下脱逃了，我觉得同这只负了伤的野兔捉迷藏很好玩儿。老陶年纪大了，覃家相则腿脚不灵，他们只能跑在后面，但是他们保证了野兔不能跑回头路，只能一个劲往前跑。最后，它跑进了一片树木稀疏的开阔地，我三下两下捕获了它。
我抓住野兔的一只后腿，高高地把它拎起来。它的腹部剧烈地起伏着，血从它的另外一只腿的腿根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把一片点缀着稀疏的野草的土地染红了。
“你打中了它的大腿。”老陶说。
老陶说这个话的时候，覃家相已经转身走开了，我从他一瘸一瘸的背影上，看出了他的忧伤。
往回走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兔子在我的手里，还没有走出森林就死了。回到家已是上灯时分。
金秀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接过我手里的野兔，进厨房拾掇去了。
陶花接过覃家相肩上的枪，一面说：“老师累了，快坐下吃饭！”一面把枪挂到墙上去。
“支麻呢？”老陶问。
“我在这里。”支麻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炸鹧鸪。支麻和老陶是好朋友，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们都会把对方喊过来一起喝酒。用马尾织连环套捕捉鹧鸪，是支麻的拿手好戏，据说他是跟杨家品学的。有一天下午，杨家品到陶正发家来，老陶愁家里没有肉招待他，杨家品从身上掏出一捧马尾，说：“我有办法。”包谷地的上空，多得是来偷啄青包谷的鹧鸪。他在包谷地边上的树林中布下连环套，不到两个小时，就捕到了三只鹧鸪，够他们三人下酒了。从此支麻也学会了做连环套捕鹧鸪。
金秀的豆腐也做好了，用一只深色陶钵端上来。牛奶色的豆浆里，浮着一朵一朵棉絮一样的豆腐，豆腐里夹杂着一些野菜，这些野菜是艰难岁月的一种标志。
15
1950年转业的时候，杨家品在部队里的职务已经是副团长。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安排他在我们县当了副县长。
杨副县长从许多别人介绍的女人中，选了一个叫袁芳的汉族女人做老婆。他带着老婆到老熊寨去了一次。老陶杀了一只狗，隆重招待他们夫妇俩。但袁芳不会吃狗肉。她后来对老杨说：“狗是吃屎的动物，怎么能吃！”项金秀拈了一块狗肉在她的碗里，老杨怕得罪老陶夫妇，强迫她吃了下去。她一吃下去，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老陶的眉头皱起来了。
袁芳在陶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闹着要走。她一夜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嘟嘟嚷嚷。
杨家品问：“你说什么？”
袁芳说：“虼蚤虱子叮。”
“有哪样虼蚤虱子！”
“怎么没有？没有怎么会全身痒！”
“大哥，你这个老婆……”送他们走的时候，老陶悄悄对杨家品说。他没有说出什么难听的话，只是摇了摇头。
以前老陶经常赶的街是核桃树，现在杨家品在白马镇，他就来赶白马街了。每次赶街，他都要去看老杨。按照山里人的礼信，他每次都要带一点东西去，一只狗腿，一块麂子干巴，几棵名贵药材或是别的什么；到了夏天，青包谷可以吃的时候，就带金秀做的包谷粑粑。老杨爱吃包谷粑粑，袁芳也爱。
他穿着麻布衣裳，打着赤脚，指头黑黢黢的、张开得像棕树的叶子一样。他的头发是用一只大碗罩在头顶，用剪刀剪出来的，前面留了很长的一小绺头发，从前额拉过来，挂在耳朵上。他走进县政府，走进杨副县长的家，就像走进核桃树，走进老杨过去那间破屋子一样。县政府大院里上班的、穿着灰布中山装的工作同志，都以一种惊疑的目光跟踪着他。闲言碎语在机关的院子里传播开来。
“听说是杨副县长的老朋友。”
“听说他每街子都来跟杨副县长喝一台酒。”
“每街子一回？”
“你不知道杨副县长爱喝酒吗？”
“听说他原先在部队上的时候……”
这些话陆续传进了袁芳的耳朵里。但老杨却一无所知，仍然是在街子头天，就叫袁芳去把酒壶灌满，张罗酒菜。
“打酒、打酒！”袁芳说，“你也不去听听，群众是怎么议论的！”
“怎么议论？”
袁芳把听到的，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
老杨听了，说：“这有什么？去，打酒买菜！”
事情终于提到了党的会议上。同志们严肃地给老杨同志指出：老杨同志，经常喝酒是会误事的。是不利于革命的。过去，我们不是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吗？不喝酒会不会死人？不会。但喝多了，保不准是要死人的。
“对，喝酒保不准会死人的。但那是在过去。今天，人们安居乐业了，喝一点酒总不至于死人了吧？”老杨在会议上扯长了脖子说。他甚至劝同志们多去抓一点大事，不要互相干预个人的生活。同志们说服不了副县长，事情搁置下来了。
但是过了半年，上级有意要提拔他当县长或是书记，派人考察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提了出来。上面来的同志找他谈话，说是领导干部要注意形象，袁芳则在家里又哭又闹。这次杨家品真正的苦恼了，妥协了。我不喝，无非是难过一点，也就罢了，但是老陶来了怎么办？他想。他在袁芳的帮助下，想了一街子也就是六天，最后的结论是：我在心里对老陶没有丝毫的变化，喝酒我们是好朋友；不喝酒，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这样一想，他觉得心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