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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钱钟书又写了短篇小说《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几乎是把冰心曾经挖苦过的事情照样挖苦一遍。《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猫》，算得上是另两幅关于“京派”的漫画像；与其说从中看林徽因等，不如说得以获知两位作者的某种态度。钱氏笔下，“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这位“我们的太太”的丈夫叫李建侯。至于“沙龙”，则云：“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唯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小说写了十来位客人，影射更其露骨，譬如“曹世昌”是沈从文，“傅聚卿”是朱光潜，“陆伯麟”是周作人，诸如此类。——这回未见林徽因有所反应，或许觉得此等显露聪明之作，不必理会。
六
这里讲的，都是有关“京派”的话；这些话，连同“京派”这个名目，归根到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家的作品。假如以沈从文接办《大公报·文艺》为上限，以抗战爆发，《文学杂志》休刊为下限，短短四年间，周作人的《夜读抄》（一九三四）、沈从文的《边城》（一九三四）、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九三六）、李健吾的《咀华集》（一九三六）、曹禺的《日出》（一九三六）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一九三六）等，洵为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 宁 肯
“年轻的蜂王”
张锐锋
一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体现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民族擅长的某些东西，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呈现出很大难度。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的方向上考察，文化的差异性无处不在。西方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就曾用英语的26个字母排序，列举出从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发明创造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26项发明创造。而且，他指出，一些事物的发明可能是命定的，比如中国的发明序列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螺旋。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发现、发明、创造方面的专利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会发现同样的差异。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的界限，一眼可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针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史诗以及戏剧和小说出现较晚的事实，从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方面给予解释。在他看来，希腊悲剧兴起之时，正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那时，希腊文明基本上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的戏剧能够在感召公众方面迅速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空间传播力量。在这样的人群密集中心，游荡于民间的行吟诗人也能够更好地传诵史诗，传扬几经演变的、文学化了的民族历史。这就是希腊文学早期戏剧与史诗发达的缘由。
但在中国，则地域辽阔，“临淄剧情不习熟于成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所以，中国文学的才思和用心不在戏剧和史诗方面，而更重于传之久远、依托时间的文学作品。何况中华民族很早就关注自身历史，历史与文学很早就分家，诗歌的功能就不必叠床架屋地表达其所不擅长的内容。这样，从文学个性上说，西方文学因其面对密集的人群倾诉，更倾向于对人的命运的充满悲悯情怀，“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与其他各个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环绕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又净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所以，中国文学最早可资借助的资源，只有以各地方言俗语形成的歌谣和传说。它们在雅化的过程中，添加了掌握文字的上层贵族和士君子们的政治理想，“即如十五国风与《楚辞》，显然都不是与政治绝缘的”。
也就是说，不能将这种民族差异仅仅理解为文化性格的差异，而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国文学中，一开始就很少关注大自然奥秘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见物咏心，或者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作譬喻，以论证和暗示对现实生活、政治理想、道德情感和人生命运的种种领悟。尽管在公元四世纪，墨家弟子就发现了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比如说针孔成像和光影关系，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物理实验，以验证自己对自然界真理的某些猜测，但其源流并未得到很好的接续，更没有将其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似乎中国文学家们不屑于将对自然的观察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材料，也或许他们觉得，自然从来只是被利用、被借助的资料，不是被观察、被认识的对象，当然，人也缺乏这种观察和认识能力。要么，许多自然现象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人事变化的镜像，源远流长的占卜术试图通过某种神秘的人与天的对话，窥破其中的秘密。要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已经成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置身物外、飘逸超然的姿态。
中国文学从来都是更多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神秘的命运，面对进取或隐退的个人心境和激情，面对国家、集体的现实前途和政治关怀。我们的文学很少从自然界种种神奇的迹象中寻找灵感，也不想付出巨大的耐心观察其中精美的秩序。这种轻物质重精神的传统，可能是我们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这一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近似的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当物质探索和精神探索相重合的时候，物质探索就具有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当它脱离精神探索的基础之后，它就失去了依托。胡适曾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不论这一论点正确与否，但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基本上就是这样显现排列的。
西方文学与西方科学总是比肩而立，它们仿佛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科学家们总是愿意将自己的数学公式放置在一个诗意的想象中，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科学和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顶点——没有美学价值的科学发明不论其如何正确，都不值得追求，因为它从枯燥的起点上。已经丧失了人性追求中最可贵的部分。文学家从来不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