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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实情，性质完全不同。在以往5 年内，新投资总量的确绝大，故若用冷静目光观察，则再要增加投资，其未来收益必急剧下降。若有先见之明，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故除非压低长期利率至极低水准，或避免方向错误被人过分热中之投资，否则“繁荣”再继续下去，基础就不健全了。当时事实刚相反：利率之高，已足阻遏新投资，只有在投机冲动之下，过分热中之嫌特别大的那些方面，投资还继续进行；若把利率提高到足以克服这种投机冲动，则又把一切合理的新投资都阻遏住了。故若大量新投资已经继续了一些时日，于是想用提高利率办法来挽救由此所产生的情况，其愚拙和因为要医病所以把病人医死实不相上下。
国富如英美，假定消费倾向和现在一样，又设类乎充分就业状态能够延续一段年月，则新投资量很可能会大到一种程度，最后达到了充分投资（fullinvestment）之境。所谓充分投资者，是指不论那一类持久品，如果再增加一些，则其收益之总和，根据合理计算，不会超过其重置成本。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相当短时期内（例如25 年或更短）就可达到。请不要因为我曾说过，如此意义之充分投资状态在过去昙花一现都不曾有过，就以为我否认有这种可能性。
更进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当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确曾暂时达到充分投资或投资过度（依照上述定义）之境，我们还是不能把提高利率作为适当补救法。假使真有这种情形，那未那些把病根归之于消费不足者将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了。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所得之重分配等来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持某特定就业水准。
Ⅳ有好几派学说，从各种不同观点出发，都认为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足之长期趋势者，是因为消费不足，换句话说，是因为社会习惯以及财富分配使得消费倾向不免太低；这里不妨对这种学说说几句话。
在现有情形之下（或至少是在不久以前的情形之下），投资量是没有计划的，没有统制的，受资本之边际效率以及长期利率二者支配。前者决定于私人判断，作此判断者，或茫无所知，或从事投机，因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变幻多端；后者则有基于成规的最低水准，不能（或很少）再低。在这种情形之下，用这种学说作为实际施政之指南，无疑是对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把平均就业量提高到更满意的水准。假使事实上不大可能增加投资量，则除了增加消费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较高就业水准。
就实际政策而论，我和这些学派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不免太着重干增加消费，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对于社会还有许多好处。就理论而论，他们可批评之处乃在他们忽视：增加产量之道不止一个，而有两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放开目光，把别种办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此决定。我自己认为，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对于社会有极大好处。然而这个只是一个实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之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投资既经增加，则即使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亦必提高，以与此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提高消费，不是仅仅指此，而是还要提高一层。
用整数举一个例。设今日之平均产量比之充分就业情形下所可能有的产量，要低15％，又设在今日平均产量之中，10％乃代表净投资，90％乃消费，更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若要达到充分就业，则净投资必须增加50％，于是在充分就业之下，产量由100 增为115，肖费由90 增为100，净投资由10增为15。所谓双管齐下者，是指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得在充分就业之下，消费由90 增为103，净投资由10 增为12。
Ⅴ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既不在增加消费，亦不在增加投资，而在减少求职人数，换句话说，把现有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产量则不增。
我觉得这种计划还嫌太早，比之增加消费计划，还嫌过早。将来也许会有一天，那时每人会权衡增加闲暇（leisure）或增加所得之利弊得失；但就目下情形而论，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所得增加，不选择闲暇增加。
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强迫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Ⅵ真有点奇怪，居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最好是提高利率，防患于未然，在初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可为这种政策辩护者，乃是罗伯森之说；他实际上假定着充分就业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至多只能希望达到一个就业水准，比现在要稳定许多，平均起来比现在稍为高些。
假使在统制投资或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多大办法，又假定现有状态大体上会继续下去，那未采取一种银行政策，其所定利率之高，足以阻遏最过火的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即遭铲除，这样是否反而好些，倒颇可商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预期不能实现，可能引起许多损失与浪费，假使阻遏在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之平均水准倒反而要高些。根据其自己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很难断言；因为这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所据资料却不够充分。这种看法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使投资方向事后证明为完全错误，但由此引起的消费增加，对社会还是有利的，故即使是这种投资，还比毫无投资好。还有，假使遇到美国1929 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中所有武器又只是当时联邦准备制度所有的那几种，则即使让最贤明的金融当局来统制，也会感到棘手；其权限中所有办法，无论用那一项，结果都差不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看法太失败命定论（defeatist），危险而不必要；太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之缺点，不努力设法补救。
只要就业水准显着超过（例如）前10 年之平均水准，便即刻提高利率来加以抑制，这是一种严酷的看法。但为此种看法辩护者，除了以上所举罗伯森之说外，大抵头脑不清，言出无据。例如有人以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一方面可以刺激储蓄，故可恢复均衡。此说假定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故在未对此二名词下特殊定义以前，此说没有意义。又有人说，投资增加时，储蓄固然也随之而增，但这种储蓄增加是要不得的，不公平的，因为物价也往往随之而增。若依此说，则现有产量及就业量作任何向上改变时，都可皆议。夫物价之涨，主要原因不在投资之增，而是因为在短时期以内，生产上有报酬递减现象，或当产量增加时，成本单位（用货币计算）有上涨趋势，故供给价格常随产量之增而增。设短时期之供给价格为常数，则物价当然不涨，但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随之而增，储蓄之增，乃起于产量之增，物价上涨只是产量增加之副产物而已；而且即使储蓄不增，但消费倾向加大，物价还是要上涨。物价之低，只是因为产量低。没有人有合法的既得权利，可以压低产量：以便低价购买。
又有人说，假使因为货币数量增加，利率降低，所以投资增加，那未这种投资增加是要不得的。然而先前利率并无什么特别优点，非保留不可，新货币也不能强人接受。利率既降，交易量既大。则灵活偏好自亦增加，故增发新市满足之；持此新市者，也是自愿存钱，不愿低利出贷。更有人说，经济繁荣之特征乃是资本消费（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句话说，乃是过度的消费倾向。除非是把商业循环现象和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现象混为一谈，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此说是对的，那末要医治投资不足，减低利率还是要比提高利率更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完全不能了解；除非是加一个暗中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一个理论而假定产量不能变更，当然不大能用来解释商业循环。
Ⅶ早期研究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