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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这就是，消费者根据市场的数量信号，决定其提供的劳动，然后根据其事实上挣得的收入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决定对消费品的需求。
这样，在劳动者面临数量约束条件下，通过双重决策，对需求商品的家庭来说，收入成为外生地给定的变量，这和凯恩斯消费函数是完全一致的。 461
现代西方经济学。
５４。
第四节莱荣霍夫德与工资价格刚性据上所述，无论是帕廷金从厂商面临销售数量约束的凯恩斯非志愿失业模型，还是克洛沃从工人受到数量约束出发的双重决策模型，都是以价格和工资刚性为前提的。
因为，请见图３２。
２，当总需求减缩出现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时，假如工资和价格随之下跌，则经济迟早将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恢复到原来的充分就业（图中的Ｅ１点）
，当然，正如帕廷金指出，这是缓慢的长期的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工人失业，本来可以创造有用财富的劳动闲置不用，显然是社会的重大的损失。
而且，当人们预期物价下跌时，生产者不愿投资，消费者延迟购买，这意味着通货紧缩效应将是累积性的。
此外，通货紧缩的分配效应是债务人受损而债权人得益，富人得利穷人受损，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生产和就业。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所以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扩大有效需求，以防止严重的经济萧条，维持充分就业。但是要从理论的逻辑推导出更有力的解释，凯恩斯非充分就业均衡还必须论证说明，为什么在现实中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调整。
莱荣霍夫德在１９６８年出版的《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一书中，沿袭克洛沃双重决策假说，针对新古典综合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通论》提出重新解释，并论证说明为什么现实中的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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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荣霍夫德指出，在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中，价格是唯一的内生变量，它作为自变量进入家庭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嗜好或偏好和资源具有参数的性质。在凯恩斯模型里，相应的自变量是实际收入和利率，实际收入是用数量来衡量的。在高度抽象程度上，凯恩斯和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数量变量，区别的原因在于对两种体系调节行为的假定不同，古典模型是通过价格水平运动来调节经济，凯恩斯模型是通过实际收入运动来调节经济。
莱荣霍夫德指出，在马歇尔的单一市场调节过程里，根据时间的长短，有三种调节方法，①在某个市场日，价格变动使供求相等，这里暗含地假定价格变化速度是无限的。②在短时期内，供给增加最后使得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③在长时期，资本存量可以增加，价格根据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在凯恩斯的宏观体系里，马歇尔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的速度顺序被颠倒过来了：在最短的时期内，流量的数量是自由的变量，但一个或更多的价格是既定的”。
如果价格不易变动，一旦厂商发现他的销售数量受到限制，他对此的反应是解雇工人减缩生产，而不是降低工资。
在这场合，家庭当前的收入不是由家庭在现行实际工资下意愿出售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事实上出售的劳动量来决定，由此家庭在其他市场的有效需求就受到实际获得的收入的制约。这样，家庭的收入约束导致商品有效需求的减缩，生产者缩减生产导致工人的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为此引起商品有 463
现代西方经济学。
７４。
效需求的减少和工人收入的进一步下降……。在凯恩斯宏观模型的动态调整过程中，乘数效应解释了紧缩一旦启动，继后而来的累积性紧缩的经济萧条阶段。
在连续的市场出清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中，价格是调节供求使之趋向平衡的唯一的自变量。瓦尔拉构思的“拍卖喊价人”扮演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角色。在这一模型中，嗜好或偏好给定，资源和技术给定，总供给的均衡值是充分就业的实际国民收入，因而是给定的。这样，旨在效用极大化的消费者和利润极大化的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通过价格的调整终究将使每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等于其需求，所有每种产品的价格比率等于边际效用的比率，也等于边际成本的比率，例如Ａ产品的边际效用Ｂ产品的边际效用＝Ａ的价格Ｂ的价格＝Ａ的边际成本Ｂ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实
现了帕累托最适度资源配置，或者说，实现了收入分配给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福利达于极大值的资源配置。
莱荣霍夫德指出，瓦尔拉的拍卖喊价人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里是不存在的。而且，假定价格可以及时地十分迅速地调整以保证市场出清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要做到成交价格是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要求市场参预者具备完全的信息或者搜集信息是不费成本的，才能使市场参与者选择出均衡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交换者单凭自己的偏好和物质转换可能性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他还必需具有其他人怎样行事的信息，在大多数场合，这些信息量是惊人的或者获得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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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所以莱荣霍夫德认为，在根本不存在那个全知万能的“拍卖喊价人”条件下，成千万市场参预者在面对数量约束情况下会及时迅速地调整价格是不现实的，所以，莱荣霍夫德认为，在信息不完全或获取信息需要付出代价，以及未来是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中假定固定价格，用数量调整代替瓦尔拉价格调整来描述从失衡到重新恢复均衡的动态过程，显然是更能符合现实的合理的假说。
需要指出，包括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工资价格刚性假说，并不是说工资和物价是不可变动，而只是说，在不存在瓦尔拉拍卖喊价人情况下，通过价格工资调整，从失衡到重新恢复瓦尔拉型的市场出清的均衡，是一个缓慢的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过程。尤有甚者，在这过程中，乘数效应或者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将多倍地扩大初始的失衡，从少量的失业和产量下降开始，要经历累积性紧缩的萧条阶段才能恢复原来的均衡。所以理论的逻辑推导的争论，归根到底在于理论的政策涵义之间的分歧。因此，读者应能发现，从凯恩斯革命开始，经历新古典综合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然后是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或称新的凯恩斯主义，并不涉及凯恩斯革命的政策主张。但是，通过凯恩斯主义者与旨在恢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现代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之间的论战，确实使得凯恩斯革命的核心命题在理论的逻辑推导方面得到更好的修正补充和发展。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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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第五节巴罗和格罗斯曼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巴罗（Ｒ。
Ｊ。
Ｂａｒｏ）和格罗斯曼（Ｈ。
Ｉ。
Ｇｒｏｓｍａｎ）于１９７１年《收入和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一文中，综合上述帕廷金和克洛沃研究成果，建立一个非市场出清的（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非均衡宏观模型，考察了经济主体面临数量约束情况下，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怎样在相互作用之下，总供给与总需求趋于相等时会存在着凯恩斯的非志愿失业。由于这种模型依然采用静态（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但这种均衡不同于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只有价格调节的市场出清模型，而是引进数量调节，因而在供求方程中不仅包括价格调节也包括数量调节，所以相对于瓦尔拉均衡来说的非均衡，也可称之为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
巴罗和格罗斯曼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依然假定，理性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是效用极大化和利润极大化。
但假定价格和工资在短时期内是既定不变的。
请见图３２。
３和图３２。
４，假设初始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
ＮｓＷ（０Ｙ）是工人０
意愿的劳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