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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同时出现的对雇主来说，事后实际工资下降和对雇工来说事。。
前实际工资的上涨导致就业的增加“
①。
接下去，雇工将开始按照不断上涨的价格来计算他们购买的物品，并要求提高今后的名义工资。例如，假设开始的通货膨胀率为３％，工人由于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以致实际工资率下降，在重订工资契约时，不仅要求补偿已有的通胀率，而且加上预期未来会有的通胀率，即名义工资的增加将是６％，于是通胀率提高到６％，由此名义工资再次提高，……。
这样，假如货币当局适应性地不断增加货币供给量，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率可以保持下去，但通货膨胀将加速度不断增长。
或迟或早，货币当局被迫停止增加货币供给量，于是失业增长，回到自然失业率水平。
所以，弗里德曼认为，试图把失业率压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只能是暂时现象，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迟早迫使货币当局紧缩货币供给量，于是失业增加一直到自然失业率为止。
①同上。着重点引者所加。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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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弗里德曼上述论点，基本正确地描述了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以成本推进为主的“滞胀”
，所以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并没有重大的分析上的意见分歧，对此本书后面将作更详细的论述。
第三节经 验 数 据
一、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按照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个理论或假说（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是否正确，并不在于据以推导出该理论的前提或假设是否符合事实，因为任何理论命题，总是抽象掉一些次要因素，在一定前提下推导出来的。例如微观经济学通常假定厂商决策是理性的，即厂商的生产要素组合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决不表示厂商事实上根据被假定为已知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确切地测算出该产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尤有甚者，弗里德曼认为，对某一假说是否合理的唯一有关检验，是将它作出的预测与实际情况所作的比较。如果该假说的预测“频繁地”或比来自于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地与实践相抵触，该假说便遭到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它将为人们所认可；如果假说已经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它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他说，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证实”某一假说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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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要求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并加以完善，而且还要求不断地创立新的假说。他说，假说的创立是一项精神、直观与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众所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将在心理学当中进行讨论，而不应列在逻辑学当中进行研究。
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货币主义作为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别具一格的学派，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Ａｎａ
Ｊ。
Ｓｃｈｗａｒｚ）合著的《美国货币史，１８６７—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作。
在这本论著中弗里德曼根据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利用他创新的恒常收入概念，并把货币供给量的外延扩到Ｍ２，得出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只有微不足道的０。
１５％；并用他的恒常收入假说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经验材料，从而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这一假说提供实证的经验材料论据。除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对美国经验材料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１）货币存量的变化曾经是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变化紧密联系；（２）货币的变化与经济的变化之间的关联曾经是高度稳定的；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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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货币的变化曾经经常是一种独立的源泉，而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变化。
我们知道，作为事后的或者说观察到的统计数据，ＭＶ＝ＰＹ，就是说，等式两边具有定义性恒等关系，所以上述第一个命题应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再假定ｖ是一个不变的数（或者假定ｖ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上述第二个命题也将是无可争议的。虽然前面已经指出，所有货币主义者包括弗里德曼本人终究承认，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位于０。
５０％和０。
３％的区间，至少在短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是可变的这一点，包括费雪和马歇尔也是肯定不疑的。所以，作为货币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是上述第三个命题，即坚持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断言是货币供给一方的变化决定名义国民收入和物价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在理论分析方面的一个重大分歧。
我们知道，包括凯恩斯本人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根据３０年代初经济大危机，一般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大，在《通论》中的流动性陷阱情况下，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在这场合，货币供应量增加不能使利率降低，如果再加上危机期间，工商企业悲观心理占据上风，投资边际效率急剧下降，即使利率降低很难有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用形象化语言来说，货币政策变成了一根绳索，你可以拉紧它去停止通货膨胀，但却不能放松它去制止衰退。
你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水边，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这样，不言而喻的结论是：“货币不起作用”。代替货币政策的有效对策是赤字财政政策，用政府支出补充私人支出，用政府投资补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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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私人投资。由此，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期间，人们把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归结为财政主义与货币主义之争。
与之争锋相对，弗里德曼根据他对美国货币史的实证分析，对，３０年代初大危机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金融当局当时执行的是高度收缩通货的政策，在危机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这并不是由于缺少愿意借款的人——不是因为马不想喝水，而是因为联邦储备制度强迫或急剧减少货币准备金，是因为它未能履行联邦储备法指派给他的为银行体系提供周转的流动性的职责。大危机是证明货币政策的一场悲剧——而不像凯恩斯和许多他的同代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货币政策无能的证据。
货币供给到底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自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期间，一直是争论不已的问题。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无论理论的逻辑推导和经验材料的实证检验，双方都提供了言之有理有据的论据。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一定时期例如一个经济周期经济运行的动态历程来看，供给与需求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无论从供给一方出发，还是从需求一方出发，只要突破一点，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累积性变化（扩张或紧缩）。在这过程中，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总是并步出台的。到底是货币供给的变化引起经济活动的变化，或者相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从观察到的统计数据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例如在３０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假如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时地采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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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危机的强度不会那么深重，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久，大概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极端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唯有货币起作用”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战后迄至７０年代上半期“滞胀”以前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药方，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大部分时间接近于有时超过了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