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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这个方程的四个变量中剩下来的一个变量Ｖ，即在这里被假定为已知和既定的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
假设一个社会某一年的宏观经济平衡为：５００元（Ｍ）×４次＝（Ｖ）＝２元（Ｐ）×１００（Ｑ）
第二年，假设Ｐ和Ｑ之值不变。假设全社会每个人都把他手持货币之一半即２５０元作为贮藏货币放进保险柜或锁在箱子里，以其余２５０元参加流通，则宏观经济达于均衡时，２５０元×８次＝２元×１０但是，如果我们把放进保险柜和锁在箱子里的２５０元也计入参加流通的货币之中，即共５００元，这时每元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从８次降为４次。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设ＰＱ＝２００元，在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达于均衡状态时，由给定的商品价格总额２００元所决定的流通必需的货币量Ｍ之值为５００元（若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每年为４次）。
当然也可以说Ｍ之值是２５０元（若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为每年８次）
，ＰＱ给定，Ｍ之值不同，是因为第一年界定的Ｍ，一年间流通４次，而第二年界定的Ｍ，一年间流通８次。一般来说，经济分析中指称的货币供给量（货币存量）
，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印出的钞票，而是指留存在公众手中的钞票，包 322
。
６０３。现代西方经济学
括那些锁在箱子里遗留给子孙后代的钞票，在我们这里的事例中是５００元，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报表中可以发现，该年的每元货币平均流通速度为４次。作出上述解释，马克思的ＭG＝ＰＱＶ，即已实现商品价格总额决定流通必需货币量，就是在其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下，正确地论证说明了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理论，一种揭示出隐藏在现象下面的奥秘的科学的理论。
５。
请读者注意，这里讨论的西方经济学家在五六十年代才提出的货币的外生性与内生性问题，指的是ＭＶ＝ＰＱ这四个变量中，ＭＶ与ＰＱ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如上论及，Ｖ这个变量与货币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分歧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所谓外生论指的Ｍ决定ＰＱ，而内生论则相反地认为，Ｍ是由ＰＱ决定的。其次，重复一遍，这里的Ｍ指的是宏观经济达于均衡即ＭＶ＝ＰＱ时的情况，因此，马克思关于Ｍ是由ＰＱ决定的结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上：（１）
Ｐ是由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是在商品进入流通过程之前决定的；（２）Ｑ是给定的，因此ＰＱ是给定的，在这场合，Ｍ之值完全决定于ＰＱ，两者同方向同比例变化。
所以马克思批驳货币数量论是指该理论断言Ｐ是由流通过程的货币数量所决定。就是说，马克思决不会否认，例如假设金币实然增加，而Ｑ未作同比例增加，由货币数量与商品量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会上涨，但马克思可以断言，到重新恢复均衡状态时（和李嘉图一样）
，ｐ是由商品与货币的 323
现代西方经济学。
７０３。
劳动耗费决定的，例如十八世纪欧洲作为币材的黄金增加，也同时出现物价上涨，数量论认为是由于货币量增加，马克思则认为是黄金相对于商品的劳动耗费下降的结果。至于银行学派讨论的是ＰＱ与Ｍ的关系、ｐ也是作为给定的变量，不涉及Ｐ是由何因素决定的问题，总之，马克思流通的货币量由何决定的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对立，仅仅限于商品的市场价值（商品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是由劳动耗费所决定，还是由货币数量所决定。马克思决不会否认，即使是金币在短期内突然增加，而Ｑ未作同比例增加时，市场价格将上涨。例如，根据统计报表的数据，ＭＶ＝ＰＱ，假设某一年５００元×４＝２元×１０，经过一定时期后的某一年，１５００元×４＝３元×２０。货币数量论者会说，物价水平从２元涨到３元，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从５００元增为１，５００元；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之所以上涨的原因，在于单位金币所含劳动量减少了５０％（设商品所费劳动不变）
，于是货币流通量的增加乃是适应于价格上升适应性地增加的结果。
到底何者正确？
假如这里论及的时间长达例如四五十年之久，我们可以通过对金币和其他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实证地加以检验。那末，劳动价值论可能得到实践的支持。但是，假如流通的是纸币，鉴于我们理论分析时这样的用语：“假如流通的是金币会有的货币供给量”
，由于无法在实践中找到，因而每单位纸币代表的金币无法确定，所以，这时的价格究竟是由纸币数量决定的，还是由纸币代表的抽象劳动决定的？
答：两者都言之成理，但任一方无法驳倒对方。
６。
上面是从货币本身的价值（价格水平的倒数）的角度 324
。
８０３。现代西方经济学
来讨论货币的自生性与外生性。现在从货币的外延即货币包含哪些内容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外生性与内生性。金块论者和通货学派所指货币，仅限于金币或其代表者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货币还包括银行贷款和贴现票据。
即《资本论》所称信用货币（ｃｒｅｄｉｔｍｏｎｅｙ）
，当然，银行对工商企业贷款和贴现票据付出的是银行券，正如银行学派的真实票据论和贸易需要论指出，假如工商企业没有需要、银行券不会进入流通过程。因此，由于银行券的发行取决于黄金，当危机爆发工商企业正需要货币时，货币供给量无法满足工商企业的正常需要，给经济带来损失，这从实践上表现了休谟李嘉图的货币数量在推理的逻辑上有毛病。
另一方面，从数量论来看，也可从事实上指出银行学派的理论有毛病，这就是货币当局发出的银行券也可能并不仅限于应工商界请求适应性地提供出来，因而货币流通量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外生地由货币当局决定的，例如一种情况是财政部以财政部证券为担保向发行银行借款，其二是，假如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工商界向银行贷款，这种货币就是外生的，这正是维克塞尔在货币理论史中作出的新贡献。
四、维克塞尔与费雪
在货币分析史中，瑞典维克塞尔（Ｋｎｕｔｗｉｃｋｓｅｌ，１８５１—１９２６）
《利息与价格》（１８９８年）
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熊彼特认为，维克塞尔是１８７０—１９１４年间在纯理论上作出最大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另两位是瓦尔拉和马歇尔）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见到现代货币利息理论中最有价值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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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３。
的全部观点“。
正是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维克塞尔最先打破了传统的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互不相涉的“两分法”
，把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为一个整体，更具体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在传统的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中，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取决于各商品的相对价格，而每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则取决于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在货币理论中，货币的职能只限于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即货币不具有价值贮藏的职能，因而货币对经济的运行是“中性”的，就是说，一个社会既定的生产资源（劳动、土地和资本）总量生产那些产品，每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工资、地租与利息）
，完全取决于实际因素（物品的效用和生产技术）
，货币不起任何积极作用。货币的作用是作为交换媒介，完全按照货币数量说的论断作为计价单位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一般物价水平和工资、地租、利息的绝对水平。
我们知道，从十八世纪中叶到１８７３年间，资本主义一般价格水平经历了持续上涨的过程，但从１８７３年到１８９８年（《利息与价格》出版）
，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表现为长期的慢性萧条，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维克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