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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的比例,直接地取决于公众的意愿,间接地受到多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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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经济条件的影响,诸如收入财富的变化,利率的高低等等。
总之,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并不是单方面取决于操纵着货币供给的货币当局的意愿和决策,也取决于作为货币需求者的大量金融机构和成千万公众的行动决策,而且,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这里只举一个简明易懂的事例,当中央银行为了增加货币供给量在公开市场业务中收购国库券,假如市场前景不佳,工商企业无意贷款投资,或者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不愿贷款,其结果一般是存款机构的超额准备金增加,而货币供给量并不相应增加。读者对货币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有了更多知识后,对此应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第四节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在经济货币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
指的是货币供给这个变量是由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所内在地决定、制约的内生变量或因变量。相反,货币供给的外生性(exoge-nous)指的是货币供给这个变量是由经济过程、商品流通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所决定、制约的外→生变量或自变量;例如,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说MV=PQ中,M被视为是由货币当局或黄金的产量所决定的外生变量或自变量,而P和Q则是由MV所决定的内生变量或因变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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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下面即将谈到,有不少理论认为,在MV=PQ这个均衡等式中,M乃是由P和Q所决定的内生变量或因变量。
那么,M到底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这不仅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大多数场合还是一个与政策实践紧密联系的问题。
自从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货币数量说以来,迄至当代一直是争论不休未有定论的问题,现就其主要代表者按历史顺序概要阐述如下。
一、“金块论争”
休谟是早在十八世纪上半期对货币数量说作出系统论述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为了反对重商主义借助国家干预经济以积累本国金银财富,鼓吹国内和国际间自由贸易,主张依靠金本位制下金银货币的自由熔铸和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内在机制,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调节物价和汇率的波动,以保证物价和汇率的基本稳定,休谟指出,假设由于任何原因,例如发现新的金矿,一国货币流通量突然大增,于是物价上涨,贸易入超,金币输出,货币流通量减少,物价下跌……。与此同时,贸易国则出现相反机制,随着黄金流入,货币流通量增加,物价上涨,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贸易赤字引起黄金外流……。这样,当经济运行重新恢复均衡状态时,每个贸易国的货币流通量将保持在与各自商品流通所必需的限度内。由此推论。重商主义积累本国金银财富的意图,由于违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政策,损害了自由的贸易会给贸易国双方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好处。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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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说基本沿袭休谟的论据,不同之处有二,其一,作为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和货币金属论者(休谟是货币名目论者)
,他用货币数量说解释经济失衡会暂时出现的现象,一旦经济重新恢复均衡时,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价值和货币本身的价值,两者的价值又都由耗费劳动量所决定,所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数量论,乃是逻辑地一致的,并不矛盾的。其二,李嘉图提出的货币数量说是针对他所处的时代出现的现实问题,为他主张的货币制度提供理论根据。
十八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费,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大量增加,由于兑现的黄金不足,导致1798年银行券停止兑现。
同时,英国连续几年的农业歉收引起谷物进口,出现贸易逆差。这样,对于当时出现的令人关注的英镑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这一现象,原因何在?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19世纪初英国议会内的“金块论争”。李嘉图作为“金块论”者(Bulionist)在与“反金块论者”
(Anti-Bulionist)者桑顿论争的《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一文中认为,英国银行券汇价贬值,是由于发行过多,而不是由于贸易逆差。由是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金本位下银行券是否会发行过多,以及采取什么政策以防止过多的问题。李嘉图作为金块论的主要代表者认为,当前出现的汇价下跌,金价上涨,物价上涨,是由于银行券停止兑现,银行券发行过量。
以博赞特克为代表的反金块论者则认为,流通的货币量只能按照商业流通的需要而发行,不可能被任意发行以致逾量。在这一论争中,金块论取得胜利,拿破仑战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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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结束后,经济逐步恢复正常,从1821年起英国恢复银行券无条件兑现。
李嘉图生前的构思中,如休谟所作论述,金本位制可以自动调节物价和汇价,所以是一种理想的货币制度。但流通中使用金银货币,耗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流通中使用纸币,但纸币的发行完全遵循金币流通的规律,就像流通的纸币完全是金币一样。李嘉图这个构思,在他逝世后的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论战中,更集中具体地体现在通货学派赢得胜利的“皮尔银行条例”
(Pel‘s
Bank
Act)。
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
1821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恢复兑现后,在1825年和1836—1939年两次经济危机中,兑现问题又陷入困境。
于是在英国议会内又引起一场更激烈的参与其事的人更多的论战,即史家所称通货主义(curency
principle)与银行主义(banking
principle)的论战。论争的主题仍是银行券发行要不要限制以及如何限制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以诺尔曼、托伦斯、皮尔等为代表的通货学派与以杜克、富拉顿、威尔逊、纽马奇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在银行券必须保证兑现这个问题上、并无分歧。通货学派的论点和论据已如上述。银行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一国流通所需货币量,取决于生产和流通的需要(ned
of
trade)只要银行券的发行有真实的商品交换为基础,即有“真实票据”
(real
bils)作保证,那就证明,这种发行是出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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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且显明可见,由于票据贴现必需支付利息,工商企业决不会持有它们营业所不需要的货币,就是说,发行银行不可能发出超过工商企业营业所必需的货币。
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皮尔银行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1,400万英镑可用证券作为发行准备金(这个金额是根据估计当时英国生产和流通最低限度必需的金额定下来的)。
其余的银行券必须有十足的黄金准备,同时在英格兰银行内部分别设置发行部和银行部、前者专司货币发行,后者从事借贷业务需要货币时,提供所需的黄金,从发行部换得等值的银行券。
但是,就在“皮尔条例”颁布实施后三年,1847年英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1857年和1866年又先后爆发两次经济危机,每次危机爆发后,由于货币发行受到十足黄金准备的限制,工商企业深受信用紧缩之苦,迫使当局不得不宣告暂停实施“皮尔条例”
,暂停银行券兑现,并通过发行部增发的银行券以消除与经济危机伴生的货币危机。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现象,给理论探索和政策处方提出了复杂玄妙的许多难题:在货币理论方面,是不是金本位制本身不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