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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ｒｅｄｉｓｃｏｖ ｅｒｅｄ）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Ｐｅａｃｅ）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Ｊ·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ＭｅｋｖｉｎＳｍａｌｌ）和辛格（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ｏｙｌｅ）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ＢｒｕｃｅＲｕｓｓｅｔｔ）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Ｗａｒ ｐｒｏｎｅ）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ｓ）。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ｎｏｒ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派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ｄｙ）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Ｐｏｗｅ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和制衡（Ｃｈｅｃｋ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Ｎ·罗斯诺（ＪａｍｅｓＮＲｏｓｅｎａｕ）；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ＤａｖｉｄＨｅｌｄ）、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Ｅｒｎｓｔ Ｏｔｔｏ Ｃｚｅｍｐｉｅ）、马丁·休逊（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ｗｓｏｎ）、马克·赞齐（ＭａｒｋＷ Ｚａｃｈｅｒ）、克雷格·墨菲（ＣｒａｉｇＮ Ｍｕｒｐｈｙ）、多米尼克·鲍威尔（ＤｏｍｉｎｉｃＰｏｗｅｌｌ）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ｆｒａｇｍ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ｆｒａｇｍ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ｆｒａ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前半部分（ｆｒａｇｍｅ ）和“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后半部分（ ｇｒａｔｉｏｎ）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和区域化（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 ｅｔｙ）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