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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Ｋｅｏｈａｎ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ｓｅ）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或“规制理论（ｒｅｇｉ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ＯｒａｎＹｏｕｎｇ）、恩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Ｈａｓｓ）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ｒａｓｎｅｒ）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ｅａｃｅ）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