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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集刊》第8辑。，但周氏兄弟认为“红粉佳人”一词不是写幼女少女所用，一般只指“闺中少妇”，所以还是指宝钗吻合诗意。
朱淡文在《吟红后笺——读明义题红楼梦组诗札记》中，全面支持周汝昌的观点，并发挥说：“从总体看来，组诗所反映的旧稿后半部内容虽不很具体，但大致轮廓却已显现。透过明义组诗探视后半部的情节，似宝钗先嫁宝玉，黛玉因之抑郁夭亡。不久贾府因政治原因被抄没，宝玉落魄，群芳飘零，宝钗被迫改嫁，金玉姻缘彻底离散。‘惭愧当年石季伦’至组诗结束方才咏及，可见旧稿以贾府被抄为最后高潮，黛玉病逝及二宝成婚均在贾府抄没之前，金玉结褵更在黛玉病逝之前。”朱淡文：《吟红后笺》，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吴世昌的看法更为明确，他认为明义看到的是《红楼梦》初稿，故事情节的安排与今本有很大不同吴世昌：《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如这些推断不误，那末早在程、高补作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全壁”，并不如后人所慨叹的“神龙无尾”，而且前八十回的情节与现在我们见到的在大同中也有大异。组诗不涉及王熙凤，只字不提史湘云，也是大可诧异之处。但这个“初稿”或“旧稿”后来哪里去了？明义在组诗的小序里说“其书未传”：谁“未传”？雪芹不想传，还是传而“迷失”了？情节方面的不同，是后人误改还是雪芹自己的改笔？如前所说，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组诗的最后四首未越出前八十回的内容。那么，到底如何解释明义这二十首诗？确实是红学中的一谜。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公案—三个死结
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脂砚何人；二是芹系谁子；三为续书作者。
脂砚斋这个人，对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意义、价值、重要性，治红学的人莫不深知。他的名字直接写入甲戌本，早期抄本一律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曹雪芹写，他评，而且一评再评，三评四评；甲戌、靖本第一回批语中，将他与雪芹并提，称“一芹一脂”和“一脂一芹”。但脂砚何人？无论说是叔父也好，舅父也好，曹也好，棠村也好，曹雪芹自己也好，史湘云也好，都不过是一种猜测，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畸笏叟也是这样。因为脂砚斋找不到归属，畸笏也相应探考无从，两位批者是连带的。
曹雪芹是谁的儿子问题，自胡适提出系曹之子以后，一度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后来动摇了，因为胡适立此说完全建立在无证枉说的基础上，依凭的是逻辑推论——既然继曹寅织造位的曹颙短命早夭，由过继的曹接替，自然雪芹就是曹之子了。认为雪芹是曹颙遗腹子的说法，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中也颇流行，但同样缺乏实证。而且需要解决一个矛盾，即必须证明曹天祐和曹雪芹是一个人。雪芹名曹霑，与曹天祐在名字上不无关合之处，王利器即举出《诗经·小雅·谷风·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雾雾，益之以霡霖，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然我百谷……曾孙寿考，受天之祐”，证明两者“义取相应”。但大部分诗经版本此诗的“祐”字都作“祜”字，郑玄笺也说：“祜，福也。”只有“明监本”、“毛本”、“闽本”的“祜”误作“祐”。因此还须证明曹家人看到的《诗经》只能是作“祐”的本子，真是麻烦之至。而且《五庆堂曹氏宗谱》列曹天祐为十五世，注明“颙子，官州同”。如果曹雪芹即曹天祐，能够“官州同”，他何必“举家食粥”呢？显然此说的障碍也不少。
总之曹雪芹是谁的儿子，是一个根本未获解决的问题。
续书作者也类似，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梦稿本出世，高续说土崩瓦解。其实，程伟元和高鹗在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序言中说的话原很明确，他们只是在搜罗到的“漶漫不可收拾”的后四十回的基础上，“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在撒谎。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六《赠高兰墅鹗同年》诗的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也只是说“补”而已，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补”齐的意思。所谓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但究竟是谁作的？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还不知道；或者说，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条件尚未成熟。
所以我说这是三个死结。从已经知道的材料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对材料做怎样的分析，都无法对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这三个问题，做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发现新的材料，否则这三个死结就将继续结下去，谁都休想解开。“解”《红楼梦》之“味”，自非易事，作者已叹“解味”无人；解红学之谜、红学之结，难度也很大，至少不亚于“蜀道之难”——也许这正是红学的魔力和魅力之所在？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1）
我在本书第二章谈到《红楼梦》研究已成为当代显学的时候，曾提到研究《红楼梦》的专刊《红楼梦学刊》是我参加创办的一本刊物，现在已经出版五十辑了，这可是当初我们创办时不曾想到的。当时只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本刊物，因此想到就做，有各方面的支持，居然办成了。至于能出多久，可以说毫无奢望，心里想如果坚持五年，就蛮不错了。谁知道一出就是十二年，而且看样子，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出下去。
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编辑同志和海内外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但还必须有作者撰稿，读者阅读，这三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办好刊物。学刊开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万五千册。后来虽有所减少，有好几年也大都在万册左右摆动。直到最近，稳定订户仍不少于七千。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一本纯学术的专学刊物，十几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多读者，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当然由此可以看出红学的魔力。我在当时撰写的创刊词里曾说：“创办本刊的目的，就是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一个园地，通过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水平。”事过十二年，出版五十期，发表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各类红学文章，创刊词阐述的学术目标，应该说大体上已经达到了。创刊词中还提出：“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以及“反对说空话，提倡朴实、生动的文风”，这些切合当时情况的学术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体现。八十年代前半期红学的繁荣和发展，《红楼梦学刊》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应是不争之事实。
但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两年，红学热已开始冷却；不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红学研究，也大大降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红学之所以成为红学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两大派别有不可没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证也好，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时期就会到达一个极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来米就是《红楼梦》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厨子去烧饭好了。红学小说批评就是这样做的。只要《红楼梦》在，小说批评就不会断炊。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这便有了局限。因为买米下锅总是不可靠的。临时买有个买到买不到的问题，即使买到能否放在《红楼梦》研究的锅里煮成可吃的熟饭，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近百年来有多少索隐和考证煮成的红学饭，只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饥。可是没有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只小说批评一家独占鳌头，“红楼宴”虽然可以摆成，肯赏光的宾客则大为减少。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对出仕清朝的汉族诸名士寓痛惜之意。这说得不一定正确，但发人深思，使我们感到有趣。何况细按书中情节，有些描写的确有反满思想的流露。这说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视。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贾政就是曹，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只能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