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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细腻、连贯、深切的心理描写，作者要求读者同他一起停下来，共同探求人物的潜在意向，这种写法，我们在《红楼梦》以外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还不曾看到过。甚至说这种写法已带有心理分析性质，便是熟悉现代小说观念的西方读者也不会感到愕然。
下面再举一例。第二十九回宝玉和黛玉发生口角，两个人闹情绪，没有去薛姨妈家看戏。贾母为此很着急，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这等于把宝、黛的特珠关系由贾母公之于众。紧接着第三十回，王熙凤亲自去劝解，没想到宝、黛互赔不是，她拉了黛玉就走，当着众人说：“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又一次公布了宝、黛的特殊关系，使得满屋里都笑起来。此情此景，宝、黛二人极为尴尬。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则没话找话，和宝钗搭讪，结果又失口说宝钗像杨贵妃，一下子惹恼了宝钗，自己更加不好意思起来。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做《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3）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但在写法上与前引例证不同，如果说前者带有心理分析性质，叙述者和人物合而为一，采取同时观察的方法，这里则是通过语言、举动、情态，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作品叙述者和作品人物的关系，是叙述学重点阐述的问题。法国的兹韦坦·托多罗夫认为有三种叙事形态，即从后面观察、同时观察、从外部观察。参阅法国兹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一文，载《外国文学报导》1984年第四期，朱毅译。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风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贬才子佳人小说，曾使在场的宝玉、黛玉颇感尴尬，但这里所写是《红楼梦》中宝、黛最为难堪的一幕。不是说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完全没有心理描写，而是与《红楼梦》相比，总是略逊一筹或者几筹。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美国康乃尔大学K．Wong博士著有《红楼梦的叙述艺术》一书，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可参阅。。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产生怀疑，迄无定论。前八十回的待补之处也很多，如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两回未分开，第十七至十九回只有一个回目；第二十二回结尾处缺诗谜，畸笏叟注明：“此回未成而芹逝矣。”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七两回缺佚。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且在《红楼梦》之前，曹雪芹写过一部《风月宝鉴》，不排除《红楼梦》中掺有《风月宝鉴》的文字，就像后四十回续书中可能杂有雪芹原稿一样。成书过程的种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谜，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红学之成为红学，与《红楼梦》成书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
《红楼梦》不过是一部作品，就对象来说，是一个比较狭小的领域，但由于内容无限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能够以一书名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作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就是说，书里面必须有可以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资料和问题，这是最主要的，舍此则其他理由便无以立足。
其次，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考据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发源甚早，汉代就有了，唐、宋也没有中断，明代渐具规模，只不过成熟、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种学术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匙。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门汉学直接承继明末清初的实学而来，但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提倡的实学有很大不同。实学是与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汉学则主要是考据学，重实证，不空谈义理，是其主要特征。当时专门汉学有吴派和皖派，前者以吴县惠栋为代表，后者以安徽戴震为代表。惠、戴之外，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余萧客、任大椿、卢文招、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考据大师，竞相著书立说，蔚为风气。钱大昕总结戴震的为学特点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潜研堂集》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阮元也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揅经室集自序》，中华书局校点本《揅经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册。直接标出实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戴震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提出经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戴震集》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汤志钧校点。，如若获得十分正确的见解，必须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④《与姚孝廉姬传书》（乙亥），《戴震集》第185页。，反对“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④。要求是很严格的，难怪清儒在古书辨伪、名物训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点上也将后无来者。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4）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