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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鹿皮小靴”（脂本作“麂皮”）为例，说明似乎是小脚，但又不好肯定一定是小脚，因为天足美中也有所谓“小靴小鞋”和“瘦小如刀条”的说法。第三十六回写凤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第五十四回写湘云和风姐都会放炮仗，有人可能看做是大脚的证据，但芙萍认为仍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南方女性的三寸金莲，也是很活泼生动的，不能与“一步迈不开的小脚娘”相比。只有妙玉，由于是僧尼，不应该缠足。同样，惜春也必为大脚，依此，则《红楼梦》中确有大脚的证据。他的结论是：（一）在女性脚的问题上，曹雪芹有意把“真事隐去”，大说梦话。那些女性美人来自金陵，本应是小脚，但这样不合作者“满洲旗人”的身份，所以莫若不谈。（二）《红楼梦》处处讲影子，节节论真假，这个脚的疑难，正是让世人猜谜以成案，以收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用。
张笑侠不同意芙萍的解释，认为《红楼梦》中的女性是大脚，可以举出许多证据。一是第二十三回写林黛玉读《西厢》，站在地上一气看完十六出，说明林黛玉是大脚，不是小脚，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夫。二是第二十五回凤姐手持一把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如此勇狂，当不是“小脚娘”的笔力，因此凤姐应该是大脚。三是第二十七回宝钗扑蝶，“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这一句似乎是写大脚女子。四是唱戏的女伶，张笑侠说：“我敢武断她们绝对是大脚不是小脚，因为她们的角色是小脚不好扮的。”
张笑侠的商榷文章的题目是《读红楼梦脚的研究以后》，载 1925年5月29日的《益世报》。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益世报》又披载张笑侠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的脚有了铁证》。他说一位叫王梦曾的朋友在书中找到了确证，即第三十二回袭人烦史湘云帮助她做鞋，湘云说：“只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就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史湘云说：“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了，今儿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张笑侠据此推论道：“既然史湘云说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不能，鞋本来是宝玉的，由此处两下对照，可见袭人的脚与宝玉的脚差不多，当然是大脚无疑了。”另一条证据是一位叫陈梦陶的“旗族”朋友告诉他的，说第四十九回描写的“羊皮小靴”与“鹿皮小靴”，正是旗族中天足妇女所穿的，不能因为有个“小”字就代表小脚鞋。这后一条证据，从民俗的角度提供的，也许不无道理，但前一条，张笑侠的推论却大成问题。第三十二回是这样写的：
袭人道：“且别说顽话，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史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一双鞋，抠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云笑道：“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谁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笑道：“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了罢。”
可见，史湘云在答应袭人之前，已经知道鞋是宝玉的。她答应之后又说“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显然是一种调侃，隐藏着湘云对宝玉的感情上的微妙关系。袭人接下去解释说鞋不是她的，倒是袭人“又糊涂了”，未能理解湘云的心理活动。所以张笑侠推论袭人的脚和宝玉差不多，当然是大脚，在事实上不能成立。
《益世报》上的这次论争，如同所有红学论争一样，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红楼梦》中诸钗脚的问题，仍然是个谜，致使五十年后移居美国的唐德刚先生重又提出这个问题。
第四次论争：1954年的大讨论
1954年的大讨论，有政治层面，也有学术层面，我是指学术层面而言。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共四集，收1954年9月至1955年6月全国各报刊发表的讨论文章一百二十九篇，第一集和第二集里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评性文字；第三、四集则侧重正面论述《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包括人物形象和作品结构的分析。就学术层面来看，这次空前规模的大讨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等于对胡、蔡论战以来的红学做了一次全面的反思，对《红楼梦》这部作品重新加以估价，影响颇为深远。
《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作品所渗透和反映的人民性问题，以及贾宝玉的典型性格和时代特征，是许多研究者集中讨论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刘老老其人，意见也甚是分歧。所以这次大讨论中，实际上包含着不少小论争。当然受政治层面的影响，各种不同意见没有充分展开，使1954年大讨论中的学术论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李希凡和何其芳的笔墨官司
李希凡和蓝翎是1954年大讨论的发难者，他们在讨论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尤其认为贾宝玉是新人形象的观点，以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遭到红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其中持异议最力者是何其芳。
何其芳在1956年写的《论红楼梦》的长文中，用很大篇幅来诘难以李希凡和蓝翎为代表的强调新的经济因素的作用的观点。为此他考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清初思想家，认为这些学者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根本不能代表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他批评说：“用市民说来解释清初的思想家和《红楼梦》，其实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这是搬运关于欧洲的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②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58页、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他还说，这样来解释《红楼梦》，实际上是“老的牵强附会再加上新的教条主义”②。批评的措词相当严厉。
李希凡对何其芳的批评没有立即作答，但对何其芳发表的《论阿Q》和《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两文，却提出了质疑，前者在1956年，后者在1959年何其芳的《论阿Q》载于1956年9月的《人民日报》，李希凡的《典型新论质疑》发表在1956年12月号《新港》上；何其芳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李希凡的《对待批评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发表在1959年4月号的《诗刊》。。因此，李、何论争不止在红学一个领域。1964年，何其芳在为《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阿Q的典型问题和诗歌形式问题，系统反驳李希凡的质疑，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第10至第33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1965年，李希凡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进一步诘难的文章李希凡：《关于阿Q、典型、共名及其他》，载《新建设》1965年第2期。，两个人的笔墨官司愈演愈烈。1973年，《红楼梦评论集》印行第三版，李希凡在后记和附记中，对何其芳的观点又作了一次总清算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虽主要集中在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意义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上，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何其芳处于不能答辩的境地，正常的学术讨论已无可能。
本来《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明清之际的思想潮流是什么关系，贾宝玉的身上有没有新的思想的萌芽，纯属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看法；但遗憾的是，李、何论争未能在学术层面上深入探讨，反而因环境气氛的影响使双方在感情上出现了隔阂。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类名，所以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为古代碗类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