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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
所以，红学又是最能牵动人们感情的一门学问。长期“聚而讼之”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些公案，吸引研究者只要涉身红海，就只好徜徉，不容易纵身上岸。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倒是劝世人：“须要退步抽身早。”但在《红楼梦》研究者，可是入梦容易出梦难。就拿笔者来说，在完成了《红楼梦新论》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之后，已决心“悬崖撒手”，不再涉身红学；谁知心虽坚，情有未已，誓言在耳，就来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了。这是几句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向读者介绍红学领域的几次大的论争和由论争形成的宗宗公案。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胡适与蔡元培论战
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红楼梦》这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无论如何领域是比较狭小的；尽管后来衍生出曹学，使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与明清史和文化史相重合，学术范围终究有限得很。而喜爱红学、涉猎红学、跻身红学的人有增无已，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形成红学世界特有的拥挤现象。因拥挤而龃龉而争吵，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不仅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你攻我伐，无有尽时；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而且，不争则已，一旦争论起来，便失去平静，即使不“几挥老拳”，也是相见梗梗，不欢而终。俞平伯感慨道：
夫流传之短书夥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红楼》之异说纷纭，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者，何耶？喁喁儿女语果胜于长枪大戟耶？红牙低按果胜于铁板高歌耶？是则是矣，而犹未尽也。盖其开宗明义之章俨然悬一问题焉，此与其他小说差有分别，则后人从而讨论之，以至于争执而聚讼之，宜也俞平伯：《红楼梦讨论集序》，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余英时说：《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页，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版。。
李田意也说：红学这东西很麻烦的，我想来想去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红学”参见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这是他们多年研究红学和跻身红学的甘苦之谈，非亲身经历者不会有此感受。
所以，红学又是最能牵动人们感情的一门学问。长期“聚而讼之”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些公案，吸引研究者只要涉身红海，就只好徜徉，不容易纵身上岸。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倒是劝世人：“须要退步抽身早。”但在《红楼梦》研究者，可是入梦容易出梦难。就拿笔者来说，在完成了《红楼梦新论》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之后，已决心“悬崖撒手”，不再涉身红学；谁知心虽坚，情有未已，誓言在耳，就来写《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了。这是几句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向读者介绍红学领域的几次大的论争和由论争形成的宗宗公案。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最先提出地点问题，倾向于书中所写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断语，搜寻作品的例证，与南方对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6页。因此俞平伯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1924年4月，即《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之后，刘大杰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撰写商榷文章刘大杰：《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晨报》“艺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这在当时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见解，因为《红楼梦》的地点之争，向来只有南京和北京两说，从未有人主张写的是陕西长安。刘大杰的证据，主要是书中有几处提到“长安”字样，如第十七回介绍妙玉：“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胜迹，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第三十八回宝钗持蟹赏桂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在梦中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以及第十五回凤姐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等等。他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对，认为《红楼梦》的地点，不过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各个地方的代表，“谓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当然更不是长安，因为曹雪芹从未到过陕西。至于长安两字，李玄伯解释说：“长安两字常为文人所用，已变成京师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复，每称京师曰长安。”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发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进》第八期上，5月11日，刘大杰即在《晨报副刊》著文作答刘大杰；《再说红楼的地点问题》，载《晨报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 22日，李玄伯又在《猛进》上刊出《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一文，继续进行驳难。12月1日，《晨报》出版七周年纪念增刊，刘大杰在《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中，再次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给胡适看，胡适说：“据种种的考证，曹雪芹永远没有和陕西长安发生过关系。他死的时候，确实在北京。书中虽说长安，因古人多称京师为长安的缘故。”见刘大杰《红楼梦里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的“附记”，载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但刘大杰并没有接受胡适的意见，仍然坚持长安说。这之前，他还曾写信给俞平伯，结果遭到俞的反驳，认为他的证据是“水中捞月”，明确表示“不能赞同”，并推荐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参见刘大杰和俞平伯的通信，载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报副刊》，题目标为《通信二则》。，等于在刘、李论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边。
刘大杰的长安说显然无法成立。特别后来甲戌本出现，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长安说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这一场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论争，却很有影响，后来不断有人重提这一“旧话”，即使未获一致结论，也可以起到激发人们的红学兴趣的作用。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
当1980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时候，唐德刚先生向大会提交一篇论述《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论文，对《红楼梦》中诸钗脚的问题作了专门探讨，认为曹雪芹对这个问题有意回避，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似乎透露出他笔下的美人儿是小脚参见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51页至第162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这篇论文在研讨会上颇引人瞩目。其实，早在二十年代末，红学界就曾围绕《红楼梦》中的女性是大脚还是小脚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唐德刚的观点，已有人先他提出过，列举的例证也基本一样。当时，组织这场讨论的主要是北京的《益世报》，后来又发展到《新民报日刊》和《全民周报》，至四十年代还陆续有文章发表。
这场讨论是由1929年4月14日《益世报》上发表的《红楼梦脚的研究》一文引起的。作者芙萍提出，曹雪芹对女性美的描写无微不至，惟独对诸钗的脚一项绝口不谈，因此这些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读者感到疑惑莫解。他以第四十九回描写林黛玉和史湘云，一个穿着“羊皮小靴”，一个穿着“鹿皮小靴”（脂本作“麂皮”）为例，说明似乎是小脚，但又不好肯定一定是小脚，因为天足美中也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