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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常关注。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交租子的场面，自然不是闲笔，作者声气活现地加以描绘，在总体艺术构思中肯定占有一定位置；甚至可以说这一情节多少触及到了封建剥削集团与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红楼梦》反映的社会面。但过分夸大这一情节的作用，以为《红楼梦》的精华就表现在这里，或据此建立《红楼梦》思想倾向的农民说，认为农民的反抗与挣扎是贾宝玉、林黛玉等产生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这样来看问题，就大错而特错了。五十年代《红楼梦》讨论时，刘大杰等提出农民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开作品的形象体系，也没有格外强调农民思想的影响；七十年代不同，第五十三回固然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第一回葫芦庙炸供火逸，甄士隐与妻子商议到田庄上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守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一段叙述，虽只有三十六个字，也视作农民起义的缩影，认为具有烘托背景的作用。从书中搜寻个别叙述和描写，抓住人物的片言只语，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方法上已离开小说批评的要求，而与索隐的方法不谋而合。
又比如贾府主子和奴婢们的矛盾，诚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方面，由此衍生出许多生动的情节，如金钏跳井、鸳鸯抗婚、晴雯被逐、司棋自杀，以及芳官等女伶群斗赵姨娘等，都是《红楼梦》中牵动全局的重要篇章，就中确实反映了当权的统治阶层和无权的被统治阶层的矛盾，在艺术表现上也熠熠生辉。可是，如认为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描写了这方面的斗争，因而是形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来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反而把《红楼梦》的价值局限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及他们荣损与俱的命运，《红楼梦》里的确有具体描写，而且生动地展现出以荣、宁二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这方面的描写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个封建社会衰亡过程的一个缩影。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宝、黛、钗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在书中占据中心位置，无视《红楼梦》爱情描写的巨大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甚至企图用政治斗争来解释一切，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如何偏颇。泛政治化的批评之不能正确阐释《红楼梦》，道理甚为明显，前车之鉴，昭昭在目，无复多言。尤其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泛政治化批评，根本不在于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学名著现代化，变成现实政治举措的参照物和辩护口实，结果只能使小说批评变形，引红学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就徘徊于这样的歧途之中。当时的许多文章，表面看来采取的仍是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发掘，不无个人所得，但批评的基调则是用单纯地阐释思想内容代替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历史的批评淹没美学的批评，用泛政治化的批评取代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用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盖过对作品的客观评价。而且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评红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个调子做文章，使红学的小说批评完全陷入绝径。本来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与索隐派一样，都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内容，两者在红学观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个时期的小说批评，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为援手，形成了红学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小说和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创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又接过这一提法，弘扬得比索隐派更加广泛。所以出现了奇怪的红学现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红学观点却一直在流行着，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一个时期有某种合流的迹象。
笔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层面的发掘，有某些深入之处，有的比单纯从言情的角度看待这部伟大作品要深刻一些。但批评方法的泛政治化，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文学的特性，发表的文章和论著越多，越说明小说批评的方法发生了危机，无法以此来代表红学的学术成果。只不过应该说明一点，红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个时期走向泛政治化，国外的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一起感染此风，他们在坚持正常的小说批评，不时有不乏新意的论著问世。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2）
1966年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刊载的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悲剧本质的文章。王国维以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大都把目光注视到作品中以宝、黛、钗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上，但对《红楼梦》悲剧基调的理解则各有不同。
夏志清提出，圣洁的爱即爱餐远胜于一般的爱，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是《红楼梦》悲剧冲突的思想基础；而作者曹雪芹则徘徊于怀念红尘和决心解脱红尘的痛苦之间。他主张必须把作品的意义同作者的意向分开，因为《红楼梦》的寓言部分充满了对爱的感情的非难，写实部分则将妨碍爱的东西如贪婪、恨、淫、社会的残暴力量，通过艺术描写蒙上可怖的色彩。爱情和淫欲，在曹雪芹的笔下区别得很清楚，夏志清说，甚至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陷于粗鄙热情泥沼中的人（贾雨村是一例外，他在寓言设计中的重要性使他有权利最后得到道家的智慧）并不企图解脱自己，而那些人，他们爱情如有达于成熟机会便能严肃地同遁世理想挑战且可能代表着另一种实践（作者的同情使我们能这样希望），而他们被摧毁，以便给道家道德留出地位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厢对比之下，更加强了《红楼梦》的悲剧性，同时也提纯了《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美学价值。因此曹雪芹的不朽之作不同于日本描写宫廷的小说《源氏物语》，贾宝玉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情人。夏志清写道：
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贾宝玉不是一位伟大的情人，在小说中他的功能主要的也不是做为一位情人。虽然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很早就事先提出警告，指出性的危机，但他以后的行为，虽然是反正统的，很明显地并未染上淫欲的痕迹。诚然在十几岁时他便同袭人有了性的关系，但是那位死后仍使他念念不忘的爽朗美丽的女孩——晴雯——在死时还悔恨她那些在未曾表明的感情中虚度的年月。假如源氏处于宝玉的地位，他会不仅调戏他自己住的大观园中那些美丽女孩子，而且会贪求贾府中所有美丽妇人和丫头们。宝玉面对一个女孩时的典型感情是崇爱和怜悯——崇拜她表现的神圣之美和理解力，悲悯的是不久她必定被迫屈从于一种婚姻状态和不可免的（如果她能活着）享受贪婪、嫉妒和毒恶之乐，这种神圣之美不久即完全失落，在他的思想中罕有淫欲。同上，第129至第130页。
这样来看待贾宝玉的形象，显然比以往许多文章要深入一步。对国外有的评论家把贾宝玉比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玛佐夫，夏志清先生表示异议，他认为宝玉更像陀氏的另外一个主角，即白痴米希金公爵，理由是：“两个人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怜悯的爱被判定或被怀疑为白痴（描述这位中国英雄的重要的字是呆和痴）。两个人都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负荷的，结果就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精神错乱和麻木无情。两个人都是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都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米希金公爵作为一个白痴的结束，因为纳斯塔西亚死后，他发现在一个贪婪与淫欲的世界里基督之爱是不会有效的；当贾宝玉最后从其呆痴中脱颖而出时，他已认识了爱情的破产，但很典型地他弃绝世界以担负起一个隐者的无感情。”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4页。陀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晚生一个世纪，创作活动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