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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的文章，一开始即提出，无论索隐派红学还是考证派红学，都不能实现对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批评。索隐的结果，失掉了鉴赏文学的本旨；胡适的考证虽比较合理，与文学批评也不能同日而语。他说胡适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是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态度，必须不离开作品本身。但同是文学批评，仍存在区别。有的作者只是歌咏赞叹《红楼梦》的描写技术，对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见地和支持本书的思想主干，却少有谈及。这样的批评，牟宗三认为还只是梢末文章，若纯注意这些方面，流弊所及，容易变成八股式的文学批评法。鉴于此，他的文章着重分析《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以便从中发现人生见地和支持作品的思想主干。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所说的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类是间气所钟的，宝玉、黛玉即是此种人物。牟宗三提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也就是这第三种人的怪僻性格之不被人了解与同情使然。”参阅《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页。他具体分析道：
《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工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96至第197页。
所得结论直承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比王论证得更深细，全文九节，紧紧扣住作品的思想和人物，言不虚发。其论宝、黛、钗的性格尤堪玩味：“他（指宝玉）这种思想性格是不易被人了解的，然而他的行为却令人可爱。大观园的女孩子，几乎无人不爱他。与他思想性格不同的薛宝钗也是爱之弥深。黛玉更不容说了，而且能了解他的，与他同性格的，也惟有一林黛玉。所谓同，只是同其怪僻，同其聪明灵秀，至于怪僻的内容，聪明灵秀的所在，自是各有不同。最大的原因就是男女的地位不同，因为男女地位的不同，所以林黛玉的怪僻更不易被人理解，被人同情。在宝玉成了人人皆爱的对象，然而在黛玉却成了宝玉一人的对象，旁人是不大喜欢她的。她的性格，前后一切的评论，都不外是：多愁善感，尖酸刻薄，心细，小脾气。所以贾母便不喜欢她，结果也未把她配给宝玉。然而惟独宝玉却是敬重她、爱慕她，把她看的俨若仙子一般，五体投地地倒在她的脚下。至于宝钗虽然也令他爱慕，却未到黛玉那种程度，那就是因为性格的不同。宝钗的性格是，品格端方，容貌美丽，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而且有涵养，通人情，道中庸而极高明。这种人最容易被了解被同情，所以上上下下无不爱她。她活脱是一个女中的圣人，站在治家处世的立场上，如何不令人喜欢？如何不是个难得的主妇？所以贾母一眼看中了她。她专门做圣人，而宝玉却专门做异端。为人的路向上，先已格格不相入了。”这些分析都切中肯綮。而贾府的环境，不可能理解宝、黛这对“艺术化了的怪物”，结果是黛死钗嫁，演成了《红楼梦》中第一幕悲剧，牟宗三说这是思想性格和人性冲突的结果。第二幕悲剧是宝玉出家，在思想性格冲突之外，又加上一种无常之感，牟宗三认为其惨远胜于黛玉之死。他在文末总结说：“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加以批评，而且高度评价程、高补作所完成的悲剧结局，甚至认为后四十回加强了全书的悲剧性，是牟宗三此文的特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4）
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的特异之处，是联系清中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来讨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认为清代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新兴市民阶层抬头了，于是便需要有表现他们理想的新文艺。他说：
新的社会阶层不满于封建教条之束缚，而要建立自身的新文化，这就是对封建制度做斗争的新知识群之意识形态。其特征就是人们自我之醒觉与发见，强调人类性去反抗封建的传统，对抗中世纪礼教的人生观，把人性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于是有新型人性之新理论的建立，便形成了清初的启蒙思潮。当时南方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已提倡致用精神，北方学者颜元、李琳主张实践主义，都是这种思潮的最初表现。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57页。
因此文章提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新人形象的观点，并列举出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八种新人特征，即第一，迂阔怪诡，聪明灵秀之气在千万人之上；第二，任性所为，无处不流露真情；第三，从根本上否定传统遣教；第四，怀疑孔孟和朱子，动摇封建教条的中心思想；第五，一反旧日重男轻女之说，而重女轻男；第六，暴露门阀的丑恶；第七，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以强凌弱；第八，对弱者富于同情心。这样来概括贾宝玉等人物形象的思想特征，可以说是发了五十年代以后许多文章的先声，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研究者持此种看法。
陈觉玄的文章还指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新型人性意识的发展并不充分，原因是当时的商业资本必须依赖封建势力为后盾，虽不满于封建势力，又无法摆脱封建的羁绊，获得独立的发展。因此文章说：“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作家们乃不能成为自由的创造者，而不能不服从封建的特定的规律。既依据封建特权者所制定的规律来指导一切生活，故作者虽激情地创造出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而又不能任他的意志自由发展。他衔了五彩晶莹的一块玉出生，象征他一生的生命，而又常常为了它生气，几次要抛弃它、砸碎它。后来它竟丢了，宝玉也就失去灵性，任人播弄了。”就是说，宝玉身上的弱点和局限，也与明清之际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有关。文章最后总结道：
在十八世纪上期——雍正末年间，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只能暴露着旧社会的丑恶，尚未能憧憬到未来。由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乾隆三十年到五十年间，曹氏高氏所著的《红楼梦》，隐约地看到了新的理想，而又为旧势力所阻碍，终不能和它结合。这是由于当时市民层本身太软弱了，他们虽满怀着青春的理想，却不敢向封建势力正式挑战，只好把热情寄托在真假难分的梦想里，遂以幻梦预定出人们的行为，而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仍是新旧社会嬗变期中智识者意识的表现，也就是全书的基调所在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73页。
作者在文章中虽然没有使用唯物史观的字样，也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但基本上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阐述有一定理论深度，主要论点和理论思路被许多研究者所接受，五十年代及后来一些从同一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包括影响很大的文章，在观点上并没有比这篇文章增加更多的新东西。所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说法，这篇文章也提出来了，指出“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同时又以官僚身份经营商业”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363页。等等，这类一个时期成为红学文章的套语，原来也来源有自，不是后来论者的发明。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