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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曹听到这条“特谕”，恐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雍正简直是破口大骂，直接指斥曹家“向来混帐风俗惯了”。不妨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岂止是斥骂曹，连曹颙、曹寅乃至曹玺，可能还有曹家的亲戚如李煦等，都包括在内了。
李煦是雍正元年正月初十被革职抄家的，距曹被传奏只一年多，两案是否有牵连，大可怀疑。从雍正的“特谕”看，似乎有人曾对曹施以“恐吓”，因此由怡亲王将曹控制起来，以免有走漏风声、串通口供之类事情发生。研究者有的认为这次传奏是出于对曹的保护，看来不是。而且与亏空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特谕”中只字未提亏空一事，通篇都是指斥和警告，所以我怀疑与李煦或别的什么案件有关。也许怡亲王允祥对曹真有一定顾惜，传奏的结果没有导致雍正立即采取行动，但曹的危险处境并没有丝毫改善，雍正仍旧在步步紧逼。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雍正夺嫡和曹家的败落（2）
雍正三年，内务府奏请停止曹等承造马鞍、撒袋、刀等物之饰件，改由广储司依原样铸造铜饰件。雍正批示说：“此议甚好，应依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1至第172页。雍正四年三月，突然发现库存的绸过薄而丝又嫌生，新织造的缎也粗糙而分量轻，于是雍正传旨让内务府总管查奏，特别指示要查清楚“系何处织造所进”。核查的结果，“自雍正元年以来送进之新绸，秤量挑选”，分量轻薄和丝生的有二百九十六匹；宁、苏、杭三处织造所送新缎，苏州织造上用缎一百十三匹、官缎五十六匹，曹送的上用缎二十八匹、官缎三十匹，都存在“粗糙轻薄”的问题，“比早年织进者已大为不如”。内务府这份报告特别强调，所送绸缎发生质量问题，是“自雍正元年以来”，这不分明是说曹等有意和新皇帝作对吗？结果曹等除照数赔补外，各处以罚俸一年《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4至175页、177页。。雍正四年十一月，曹等赔补的绸缎已经送到，雍正特别提出：“曹现在此地，著将曹所交绸缎内轻薄者，完全加细挑出交伊织赔。倘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徇情，不加细查出，仍将轻薄绸缎存库，若经朕查出后，则将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决不轻轻放过也。”《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74至175页、177页。这条旨意是相当厉害的，等于命令内务府一定要找出曹的破绽来，否则就一起论罪。
雍正五年闰三月，奏事员外郎又传出旨意：“朕穿的石青褂落色，此缎系何处织造？是何员、太监挑选？库内许多缎匹，如何挑选落色缎匹做褂？现在库内所有缎匹，若皆落色，即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倘库内缎匹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选缎匹人等，有人挑选落色缎匹，陷害织造官员，亦未可定。将此交与内务府总管等严查。”③④《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1页、182页、180页。看来雍正是揪住织造不放了，一会嫌绸薄丝生，一会说缎匹落色，宗宗件件都和曹有关。经过“严查”果然发现：“做皇上服用褂面，俱用江宁织造送之石青缎匹。”而且库存的所有这些缎匹，“俱皆落色”。就是说，这次事故与挑选缎匹的人无关，主要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因此责任全部在曹。结果曹又被处以罚俸一年③。五年五月，雍正命令曹送缎匹来京。本来这一年应该由当时的苏州织造高斌送，但雍正叫他不必来，点名让曹送。④十二月，就发生了山东巡抚塞楞额告发曹在送龙衣途中勒索驿站。雍正立即传旨说：“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递，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苟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并表彰了山东巡抚“不瞻徇”的精神，肯定塞楞额告得好《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2至183页。。这里似乎有一处暗笔：雍正说：“三处织造差人进京”，实际上他完全知道这次进京的只有曹，其一步步整治曹的用心昭然若揭。
1983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从清代档案中，发现了一件雍正七年的刑部致内务府的移会，其中写道：“今于雍正七年五月初七日，准总管内务府咨称：原任江宁织造、员外郎曹，系包衣佐领下人，准正白旗满洲都统咨查到府。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见《历史档案》杂志1983年第1期。这说明山东巡抚塞楞额不仅告中了，而且在内务府和吏部严审之后，拟定了处置曹的办法，这就是予以枷号，并追回骚扰驿站侵贪的银两。雍正批准塞楞额的奏报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十二月十五日，便由隋赫德接替了曹的江宁织造职务，理由是“曹审案未结”《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4页。。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曹的家产。不过，在做出这样处置时，并没有涉及骚扰驿站问题，而是说：“江宁织造曹，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5页。因此决定叫江南总督范时绎固封曹家财产，立即严拿重要家人。又把亏空和转移财物作为抄家的理由了。其实，所有这些统统是借口，骚扰驿站最多也只是一条导火线，真正的原因还是雍正没有把曹视作心腹，李煦整治之后，必然要处置曹。这从上面按年月引述的一条条材料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只对曹如此，江南的三处织造，雍正都不信任，所以才几次三番地在供奉的绸、缎、饰物上大做文章。在查封曹家产之前，已于雍正元年籍没了曹寅的内兄李煦的家产，并由胡凤翚继李煦为苏州织造②③④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第583页、621页至第624页、611页、617页。。雍正四年开始兴阿、塞即允禩、允禟之狱；五年，查出李煦曾于康熙五十二年买苏州女子送给允禩，是为交结允禩，遂定为“奸党”，流往打牲乌拉②。雍正四年，新任苏州织造胡凤晕亦获罪，举家自缢，高斌继任苏州织造③。也是在这一年，曹家的另一门亲戚——曹寅的女婿平郡王纳尔苏，被革退圈禁④。两淮盐政过去由曹寅和李煦两家轮流兼管，雍正上台后委派噶尔泰为两淮巡盐。这位得宠的新巡盐于雍正五年正月密奏曹：“访得曹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加批道，“原不成器，岂止平常而已！”见《雍正朱批谕旨》，转引自《红楼梦新证》（下）第613页。态度极其严厉明朗，确如周汝昌先生所说：“雍正对曹家之久怀忌心矣！”《红楼梦新证》（下）第613页。因此，曹的被籍没家产，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具体的经济问题。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曹被抄家原因之我见
红学界对曹被抄家的原因的探讨，过去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政治牵连说，一是经济罪案说。前者以周汝昌为代表，从 1953年的初版《红楼梦新证》到1976年增订再版，始终力主此说，而且不断补充一些新材料。国内的许多《红楼梦》研究者，过去大都倾向于周汝昌先生的意见。赵冈在《红楼梦新探》里，也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不只是追补亏空的问题，“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牵连”②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33页、34页。。他从雍正把曹的田产房屋人口一并赏给新任织造隋赫德一事推断：“曹之罢官被抄，获罪重心，已不再是亏空。”②坚持经济罪案说最力的是黄进德先生，他近年连续发表《曹雪芹家败落原因新探》、《再论曹雪芹家被抄原因》吴新雷、黄进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第159页至188页、第221页至2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文章，论证“曹雪芹家败落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上的侵挪帑银”，而不是在政治上与其他案件有何牵连。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无法与雍正上台后对曹采取的基本态度及一系列做法相吻合，因而说服力是很微弱的，远不如政治牵连说证据充分，尤其缺乏政治牵连说所具有的历史感。在封建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