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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舍不了那种诱惑。等他们明白时，已经晚了。
创作需要扎扎实实下苦功，许多过程都不能省略。省略了一点，他的成就就会低一点。若要不省略，必须有足够的生命。
所以，从二十五岁起，我一直给自己打考勤，以小时计算，每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写作几个小时？采访几个小时？练笔写了多少字？现在，虽然仍在打考勤，但仅仅成为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执着。
我的作息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写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搞一些采访或处理一些事务，晚上全用来读书。所以，亲戚朋友都骂我不近人情。有些不理解的人，也会说坏话造谣。但生命对于我来说，只有一次。我不能为了别人的几句好话而浪费它。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顾不上在乎。
一个作家，不经历死亡，不会真正成熟。不深思死亡，才会被世俗的东西所迷惑。当他能时时刻刻想到死亡时，就会看破那种虚幻的外现。所有的应酬也罢，名也罢，利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这些东西都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人生最珍贵的是生命，一旦失去，永不再来。我不会用非常珍贵的生命去换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在我的眼中都一样。
一个作家，首先要做到“入世”，深入到生活最底层，同时又要能够“出世”。仅仅“入世”，而没有“出世”心，不会有大出息。必须舍弃许多东西，才可能得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当然，若是一味“出世”，而不能“入世”，也不会成功。要感悟社会，融入百姓，熟悉生活，在此基础上，达到“出世”。文学到了一定的境界，是灵魂的流淌，是生命力的自然喷涌。
“出世”并不意味着不近人情，稍加相近的理解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一次，雷达老师问我：“事在人为和顺其自然，哪个对？”我说：“都对。事在人为之后，顺其自然。”出世意味着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以心的独立换取灵魂的自由。
当然，我会尽量做好我该做的，比如：当儿子。对父母，我会尽我的全力来孝敬，当一个合格的儿子。这比当作家更重要。当不了作家不要紧，但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儿子，并做一个明白人。当然，这“明白”，就是指看破虚幻，珍惜生命，在短暂一生中，做好应做的事。
写《大漠祭》时，我不奢望出版，不奢望出名，更不奢望它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只是想完成而已。 我写了好多东西，但发表的不多。如果发表之后，仅仅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或浪费一些版面的话，那么，我就干脆烧了它。
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代跋）（2）
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须，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所以，我的长篇小说《猎原》的题记是：“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有个当官的朋友，很有权，老想给我办件事，可我一直想不出有啥事能叫他办。当我吃饱肚子且无病痛时，实在没有可求之事。我只想尽快做完自己该做的事，能坦然地在死神来临前微笑。
我一日所求，不过两餐：早上喝点绿豆面糊糊，中午吃一顿饭，不吃晚饭。除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我当不住许多老师的关怀和交际的需要破了“戒”外，平时是过午不食的。除了买书，我日求两餐饭，年求两套衣。生存事务既已解决，金钱对我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有了住房，能吃饱肚子，有衣服穿，不喝酒，烟也戒了，有书看，足矣。钱太多也没有用。
如果外界的东西干扰了作家的灵魂，他决不会有大成就。只有外现对灵魂的诱惑完全消失之后，智慧的灵光才可能显现。中国古代的哲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这真理：“定能生慧”。心灵有了定力，才可能产生智慧。这智慧出自心内，不是外来的东西。
韦小红（《甘肃日报》记者）：一个作家，面对生活，首先应该关注什么？
雪漠：相较于生存状态，我更愿关注人的灵魂和信仰，以及产生这种灵魂的文化土壤。因为灵魂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我喜欢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看一些深层的东西。当这个世界都惊奇于某种现象的时候，我询问的却是“为什么会这样”？它的产生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哪些文化土壤？我关注这过程，反倒忽略了结果。
但这种关注，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它必须要求作家站得很高，必须证得一种智慧。“智慧”这个词，和“知识”，和“聪明”不一样。它更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是超越理性的直观智慧。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去“体验”，更需要去“证悟”。
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禅宗大德不识字，但他一当顿悟之后，就能写出非常优秀的诗来，而且境界特别高。比如慧能，不识字，但他经过修炼顿悟之后，他写的那些偈语就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作家也许需要这样的修炼。至少，应该像禅宗那样，破除执着，感悟出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感悟”，包括智慧的感悟和文化的感悟。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宗教情绪，是必要的精神素养。精神上的顿悟，会导致文化上的顿悟。
一个苦行僧，他修啊修啊，形如枯木，色如死灰。突然，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豁然开悟。从此，每朵菊花都朝他微笑，所谓“朵朵黄花尽是菩提，巍巍青山无非般若”。这时，苦乐已消失，只有安详的微笑。文学上，也需要这样的“修”。
吴万福（金川公司二矿区党委办公室）：不少文学评论称，你的语言很有特色，很本色，很鲜活。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经过着意的追求，是否经过刻意的修炼？一些评论家把你的《大漠祭》说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是不是语言的原因？
雪漠：我的语言是自然流出来的，我没有刻意追求语言风格。我的创作，仅仅是灵魂的流淌。语言已深入到我的血液。
我的小说被人称为西部小说，当然有语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写出了西部人的独特生活和复杂心灵。
我曾经写过一些学术论文，对家乡老百姓的群体性格，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深层的分析。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能一句话轻易地否定或肯定。比如凉州文化，从人文性格上讲，它很优秀，它是一种和平的因素。几千年来，凉州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相对稳定。任何人到凉州，都能和当地人和平共处，被当地人接受；但从经济性格上来说，凉州文化中有很多保守和落后的东西。
有时，我也很困惑。因为经济发达与幸福并不成正比。当一个穷光棍汉头枕土坯，呼呼大睡的时候，一个千万富翁却痛苦地跳楼了。凉州百姓，在冬天南墙 里晒太阳的时候，他无疑显得很幸福。他们处变不惊，知足常乐。当然，在小说中，我只是展现而不加评判。我不管它是优秀还是落后，我只是把这段生活保存下来，让后人去评判。因为，目前凉州的这种生存状况，不会延续太久。很快，它就会被历史淘汰。我有必要把它们保存下来，做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它会在人文方面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有些东西，从人文角度看，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看，就消极了。《大漠祭》中的老顺，常说一句话：“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另一句话是，“老天给，老子就得受”。同一个“受”字，前一个显示了超人的忍耐力，后一个则是逆来顺受。其内含，大不一样。
另外，我常常为一些同行可惜。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宝库，有写不完的东西。只要作家把它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个世界就会大吃一惊。可是，许多作家，并没有发掘这个宝库。为什么去编一些虚假的故事呢？为什么不质朴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呢？
当一个作家高高在上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相应地抛弃他。我和《飞天》杂志的李禾老师闲谈的时候，就感叹：那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写身边的生活呢？他是没有发现？还是他拒绝了。李禾老师说，有些人是没有发现，他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强，心灵到不了那个层次，他发现不了；有些人，虽然发现了，却把扑面而来的生活，拒之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