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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歌：我发现你的英语非常好。2002年的时候，有次我们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里喝酒，那个酒吧好像是叫“七十年代”吧？有杨林，有几个电影学院的女生，还有一个美国人麦克，是个摄影家吧？我听你和麦克用英语聊得天昏地暗，有说有笑，我非常羡慕。你是什么时候学的英语？有时候我给你发手机短信，你会告诉我是在美国，或者意大利。你与外国同行的交流情况怎样？你对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位置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吧？
王小帅：我也奇怪，我其实就是小学在贵阳学了点，中学在武汉学了点。再往后几乎是自学了。
荆歌：那你是有语言天赋。你们家的人这方面好像都行。我看你妹妹王冠子一口英语也是流利得不得了。
王小帅：我可能就是敢说。从小就是在普通话、贵阳话、上海话、湖北话里转悠，习惯了吧。其实语言就是一种你表达意思的工具，你先要想表达，然后去尝试做。语言很奇怪，你和母语者交流你就更能运用对方的语言，换了就差点。比如我和美国人几乎没障碍，同样是英语，换了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就差了一半。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通过语言交流来认识，而是通过电影本身或市场本身。我在这说的市场不是像国内的市场，而是艺术电影市场。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贸易的平台不平等，信息也不对等，法律的监督几乎没有，说白了，你还不够强。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或制片公司能真正地进入世界范围的电影交易里面的。包括我们的国营电影企业。所以我们的电影面临着两边的开拓，一个是自己本国的市场，一个是外面的。
荆歌：《托斯卡纳之梦》是你唯一的一个纪录片吗？五十分钟是剪辑后的长度吗？
王小帅：其实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里面夹杂着风光和专题性质的东西。主要是被他们带着去了托斯卡纳大区里的很多地方，边拍边转。命题作文。宣传为主。就剩玩儿了，红酒乱喝。但也确实多了解了很多意大利和他们的人。
荆歌：哈哈，原来是托斯卡纳省委宣传部请你去拍的。一边拍一边腐败。
王小帅：对，很准确。可是自己受益匪浅。但最遗憾的是，两个月来就是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孤独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这也是我不太愿意长时间在国外呆着的原因。当时拍《青红》之前，哈佛让我去做客座教授，六个月，我就没去。现在想可能两个原因，一个自己不会讲课，二是怕孤独。
荆歌：你在语言上没障碍，还孤独，看来真要没心没肺才能在国外过得好。还是文化的隔阂，你还是很中国意识的一个人。前年你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愿意替你写一个西藏题材的电影。我因为对西藏缺乏了解，所以没能为你效力。那么，后来这个电影拍了吗？
王小帅：没有。当时是星美的老总说他们和西藏那边有几个合作，其中说起电影。我想了个东西，自己觉得还行，但落实到文字上就没了生活。想如果有好的文字先落在纸上还可以试试，就给你打了电话。之后也觉得荒唐，你一个苏州文人，写的又是你的世界，如何跟西藏挨得上边！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荆歌：下次你拍苏州背景的，我来写。
王小帅：后来有一个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万玛才旦拍了个《静静的嘛尼石》，就很好。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把东西都分开，你做不了的，由他来做，而人家又是本乡人，说出的东西靠谱。你就去看人家的东西，像一个听众去听讲述者讲的事，岂不乐哉？但这时如果你跑来跟他说，你不错，来我给你钱，但你不要再拍那个了，你来拍个武侠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人说他拍不了，我就会拍这个。你如果不同意，你走开。另一种是，这个人想我是导演了，人家也来找我了，我是不是算成功了？好吧，我来拍，机会难得嘛。他跟着你走开。从娱乐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很多导演来制造更多的利润。而从文化的角度讲，难道我们不需要那些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吗？
荆歌：你在开拍前向记者透露说，新片《左右》已经启动了。在我印象中，你以前干活总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现在还没开拍，就给人家透风了。《左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王小帅：这个戏来得很偶然。拍完《青红》以后我一直琢磨着回到城市来拍个戏，而且最好是和自己目前的年龄段相仿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好的载体。中间琢磨了几个，像《清明上河图》、《寻人启事》、《桃花源记》等等，但是故事和剧本一直不成熟，就一直拖着。本来想找不到感觉今年就不拍了。但是一次看电视，有一个关于为了救自己得白血病的孩子，离婚多年的母亲寻找孩子的亲生父亲想要和他再生一个孩子，然后用这个孩子的脐带血给自己孩子做移植的事。当时看了也就觉得是一个比较老套的煽情故事，就没太注意。后来又看到好几个类似的纪实片。直到八月份，在云南又在电视里看到，就和朋友聊这个事。突然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个大的线索，就是这个事件表面的下面，就是那个亲生父亲和他们这两个各自重组的家庭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当时豁然开朗，这不就是我这两年一直要找的东西吗？人到中年，当下的问题，疾病，死亡，困惑，无奈的人的处境吗？凭直感我觉得找到了，可拍了。当时高兴又喝了两口。回来和合伙人一说，一致叫好。八月份，我就把自己关在郊区一个朋友的园子里，开始搞剧本。我的主要任务是避开最容易被人想到煽情的东西，直接进入这两个家庭的大人。孩子的继父，亲生父亲的现在的老婆，母亲，这几个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问题的人将如何渡过让任何人都绕不开的关。剧本不容易弄。好在最后拚出来了。在拍摄地点上，我第一就想到了北京，这个我最熟悉的城市。现在很多人一拍戏就往外跑，寻找画面的造型，我想就不起哄了吧。踏踏实实把眼光放到周围。而且这个戏主要是走里，外部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了，我要的东西在人物里都有了。就这样，十月就建组了。很多人觉得奇怪，没见你怎么着啊，说动就动了。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本来，做一个东西，寻找和直感是很重要的，它也许会花去你很多时间，也许，它就在边上，瞬间，就发生了。
荆歌：听你这么说，我想这个片子一定会很有意思。会非常有意思。
王小帅：名字叫《左右》，自己很满意这个名字，其实不用多说，这两个字就足够说明问题。
以色列随笔
唐丹鸿
（本文字数：2844） 《收获》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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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大卫突然得到了一份教职，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所中医学院教授《伤寒论》。为此我俩像炸了窝似的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成都，踏上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1．握手还是亲吻
大卫的父母会在机场接我们。飞机快着陆时，大卫似乎觉得应该先给我打个招呼，说：“不仅我妈，我爸爸肯定也会亲吻你哟。”这我倒是不意外，只是有些礼节我也应该明白。我问那要不要我回亲呢？大卫赶紧摆手说：“别别，他是长辈，他亲吻你，你只需把两颊递给他就行了，可别回亲，会笑死人的。”“为什么会笑死人？”“反正……很奇怪。只有同辈的好朋友之间才是相互亲的。”
走前几拨朋友请吃饯行大餐，末了免不得一番“早点回来”的叮嘱，还半玩笑半正式地“抱抱”。这些年老朋友之间重逢或道别时抱一抱也很正常了，反倒是与父母之间还不太习惯，至少我和我的父母之间，好像自我上初中起就戒了。临行的最后一餐是跟父母一起吃的，他们弄了一大桌，全是我和大卫爱吃的东西。餐后就该上路了，心中一直哽着不舍和歉然，这些年父母为我担忧受累，还没享到我的福，我又要离开他们了。父亲像他一贯的那样板着脸，急�